话语、权力、知识之间的联结
福柯指出“正是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才得以相互连接”，对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探讨不能把话语排除在外，因此话语、权力与知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福柯要考察与分析的中心议题。对话语、权力与知识间关系的突出强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65]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福柯对于话语的重新思考与阐释得以凸显。
（一）话语与权力旳交织
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在分析控制话语生产的排斥程序时指出，围绕着话语的禁律揭示出话语与欲望及权力之间的联系。“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66]福柯坦承这种对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早期思考是建立在否定性的权力概念的基础之上，他最初认同这种传统的权力概念，认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订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67]但是在福柯接触了监狱以及刑罚系统之后，他产生了要抛弃把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视为否定性机制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禁止、拒绝、否定等“不仅远远不是权力的根本形式，甚至它们造成了权力的局限性，使权力受挫并走向极端”。[68]
由此，福柯试图绕到排斥、禁止或否定的背后，在这些人们往往强调否定机制的地方揭示出肯定的机制，在对规训权力的审视中，他发现不应该再从消极否定的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权力并不只是压制、审查或分离，并不只是压制我们的否定性力量，它还能够生产，“它审查和生产各种事物，它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69]。福柯考察了18世纪以来关于性的各种话语不断增长的现象，指出正是在权力运作机制的作用下性话语日益泛滥。权力机构和权力当局煽动人们去谈论性，强迫人们接受自我审查的审慎规则，坦白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要反悔违反法律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自己的全部欲望都要在坦白中详细地交代清楚。通过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70]，如对性欲的大量分析以及有关性的世俗化和医学化的教育。
福柯认为：虽然权力生产出知识和话语，但是话语并不仅仅只是权力的后果和产物，它也是“权力的工具”，话语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发挥作用。大量性话语的生产和繁殖正是通过权力机构对人们的“有规则的和多样性的话语煽动”得以实现的，这种话语煽动的形式既有强迫人们在忏悔中坦白自己的性经验，将其转变为话语，又有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中对性话语的记录、摘要、整理并将其制度化，“围绕着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71]权力把话语作为掩护，同时具有回避性与传播性特征。此外，话语对权力的反作用在于它也“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福柯认为教育机构并没有强迫人们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保持沉默，而是通过规范说话者和谈论的内容把这一问题纳入话语网络之中，教育者、医生、官员、父母甚至孩子们自己都被卷入其中。这些话语“时而让他们叙述，时而评论有关他们的事情，时而强迫接受规范性的知识，时而从他们出发形成被他们遗忘的知识”[72]，预防措施、惩罚方式、医疗建议、改革蓝图和计划不断被提出并付诸实施，在这些多样化话语的作用下，孩子们的性成为被管理的对象，各种权力关系不断显现并得到强化。“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73]权力生产话语，话语又作为工具为权力所用，反过来生产权力，然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复杂的和不稳定的”。首先，权力并不以统一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是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它们根据局部的条件和需要零碎地出现，并不汇聚成巨大而严密的整体。而且，它们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不同机制的权力带着它们各自的特质，在相互的交缠和纽结中进行运作”[74]，各种权力关系的互动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发生改变，有些关系被加强，有些关系被削弱，呈现出多样而变动的样态。其次，对于权力，话语并不只是一味支持或服从，它往往也作为相反的战略构成抵抗的出发点，在加强权力的同时又揭露、削弱和阻碍它。例如，19世纪在精神病学和文学中出现的关于同性恋的各种话语强化了对这一反常领域的社会控制，然而，这些同性恋的话语转而成为同性恋者为争取认同而斗争的出发点，从而作为一种“补偿”话语被其利用，借以要求社会承认它的合法性。因此，福柯认为“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75]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间关系的论述中，知识这一核心术语频频显现，与话语、权力共同构成一个相互缠绕、相互交织的微妙而复杂的网络。正如福柯所言，他所要撰写的性经验史就是关于话语生产、权力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要求及其转变的历史，“在众多的性话语、固执的权力和知识-快感的相互作用之间传递着一种闪闪发光的性”。[76]萨拉森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与权力分析之间的联系存在于知识的相关问题中，即，“知识是如何组织于空间中的、知识是如何策略化地占有空间的、知识是如何在构成上与在空间中划分开的。”[77]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空间而非时间的关注，福柯展开了关于权力和知识的内在联系这一重要主题的探讨。
在“话语-权力”层面上，话语的功能不再体现为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话语网络形成中的作用或话语控制，而是体现为与权力缠绕在一起，作为权力的可能性条件而起作用。但“话语-权力”层面上的话语显然又不能离开权力。如果说监狱的权力以驯服肉体为目标的话，那么性经验领域中的权力则是以作为策略性处境的自身的形成为目标。这样，与监狱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话语的功能就是使权力的功能得以实现，而与性经验领域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话语的功能则是使权力本身得以形成。
1.政治解剖学：使规训权力得以实现的话语
正是作为与空间有关的话语即“政治解剖学”使得规训权力成为可能，并使监狱得以诞生，并进一步使整个社会都成为“监狱群岛”，从而使肉体得以驯顺。福柯对于“政治解剖学”的论述是从“古典时期”开始的。
（1）18世纪末的三种刑罚制度。在18世纪末期的欧洲，人们面对着这两种同
第二，对活动的控制。肉体的功效就在于它的活动性，因此政治解剖学是绝对不会忽视对于活动的控制的。这种控制体现在：首先，对“时间性”的控制。政治解剖学把活动时间改造为活动的程序，勾画了一幅有关行为的“解剖-记时图”；其次，政治解剖学为了提高活动的效率与速度，要求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不能被闲置和浪费，每一部分的姿势都必须是精确的和符合最优化原则的；再次，政治解剖学要求肉体与受其操纵的对象的啮合更加紧密，成为一个二合一的复合体；最后，政治解剖学不断从时间中寻找更加有用的时段，不断从各个时段中寻找更加有用的力量。这些方案成为规训权力对肉体的活动性进行控制的前提条件，在规训权力下，肉体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库，权力对之的控制与其被视为使用，不如被看作榨取。
第三，对于时段的积累。这是政治解剖学对于肉体较长时段的活动过程进行整体控制的方案。它的核心是将“积累”的观念施加给被操纵的每一个个体。这种整合肉体的方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使肉体处于一种连续的时间中，二是这种时间是线性的，是有一个最终的方向（最高“层次”）的。这两个因素就使得被规训的肉体最终被纳入到一个“进化”的轨道。与该方案相对应的是，在这种时间系列的中心，有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就是规训权力将任务不断强加于肉体之上的“操练”。连续性的操练，表面上是为了使受训的肉体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所代表的方向“进化”，实际上却是为了永无止境的对肉体的征服。
第四，力量的编排。这种方案体现了政治解剖学对于不同个体相互组合的要为对于旧刑罚制度的改造、但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迥然不同的惩罚方式：教养所和监狱。如果再加上原来就占主导地位、现在正受到挑战但依然存在的君主制的方式，刑罚制度中三足鼎立的态势就形成了。
（2）作为话语的政治解剖学——纪律。每一种权力都必然以支配一定的对象为目标，人体被视为是可以被操纵、被塑造和被规训的对象。首先，就控制的范围来讲，人体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而是被当作一个可分的、可以“零敲碎打”的物件，各部分可以被“分别处理”。其次，就控制的对象来讲，被施以“微妙的强制”的人体被控制和操纵的是其力量而不是与之相联的各种符号。最后，就控制的模式来讲，这种对于人体的控制是不间断的和持续的，它在活动的过程中一直存在。
这种新型的肉体支配技术就是“纪律”。纪律的目的不是增加人的技能，也不是进一步加强对于人体的控制，而是将肉体变得更加顺从从而更加有用。使肉体顺从是纪律的直接目的，而使之更加有用则是纪律的最终目的。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就是一种“话语”，因为尽管它没有成为系统的理论，但它以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的形式而存在，并表现为具有现实性的“技术”。具体如下：
第一，“分配艺术”。人是处于空间中的人，“分配艺术”就是对于空间的“分配”。在这里，“空间”并不是人们日常观念中和“时间”相对的空间，而是指人体行为的维度，包括方位、效能等等。求。单个肉体虽然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在许多场合下，只有将若干个体联合和组织起来，才能真正提高效率。依照这种方案体现出来的规训权力使得一个多环节机制产生了，而单个肉体则只是这个机制中的一个部件而已。
总之，“政治解剖学”围绕着肉体全面展开，随着政治解剖学的肉体规训方案而出现的规训权力用这种精细的技术完全控制了肉体。在福柯看来，被控制就意味着被塑造，因此，肉体就通过规训权力被塑造为特定的个体：通过对于所处空间的分配技术，肉体成为具有单元性的个体；通过对于活动的编码技术，肉体成为具有有机性的个体：通过时段积累技术，肉体被赋予创生性；而通过肉体的力量组合技术，肉体又具有了组合性。
（3）作为话语的政治解剖学的功能展现。
如果将政治解剖学视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那么，它必定要展现出自己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使规训权力对于肉体的规训成为可能。但话语本身并不是权力，规训权力是在具体的机制中产生的。因此，政治解剖学的功能也要在机制中展现。按照福柯的分析，政治解剖学发挥功能的机制经历了从“瘟疫控制模式”向“全景敞视模式”的转变。在这里，不能把作为话语的政治解剖学与机制割裂开来，因为福柯实际上将机制本身也视为话语的产物。这样，话语一方面为规训权力的实现提供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功能展现提供机制。
（4）监狱：新型政治解剖学对刑罚体制的征服。
监狱是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对刑罚体制征服的结果。监狱的规训功能的彻底性表现在：第一，监狱对人的规训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包括身体、劳动、日常行为、道德以及精神等等几乎人的所有方面，而不像诸如学校和军营等只涉及到人的某些方面；第二，监狱对人的规训是不停顿的、连续的、直至达到目的为止；第三，监狱将规训权力极大地强化了，犯人所见到的是具有内在的压迫和惩罚机制的、几乎是绝对的权力。
监狱不是孤立的，在它周围有着一系列“监狱群岛”。它们有的与监狱相似，有的则在表现形式上与监狱迥异，但不管怎样，它们在根本的一点上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都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规训权力。福柯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在当代仍然有效的可被称为“监狱之城”的社会图景：高墙、空间、机构、规章等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它所产生的力量就在于“规训”。而我们每个人就时刻处于这个网络之中，感受着规训权力带来的力量。这个网络的核心是监狱，它不是法律或司法机构的产物，它不从属于法庭，毋宁说法庭是外在于和从属于监狱的，因为监狱所行使的表面上表现为惩罚权力，而实质上是规训权力。福柯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驯顺的个人。
福柯这里所说的“话语”，首先仍然是一种符号系统，其表现形式为“政治解剖学”。但这种符号系统并不起“表象”作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什么隐藏于其背后的“所指”，相反，它所展现的就是它自身。该符号系统是一系列对于肉体以及与肉体相关的空间、时间、相互配合等知识的组合。符号系统只是作为“政治解剖学”的话语的一个形式层面，后者的另一个层面也是关键性的层面，即话语的功能。这种话语的功能就体现在，它与对肉体进行规训的权力本身紧紧勾连在一起，成为规训权力实现自己目标的前提和保证。
2.性经验话语：作为策略性处境的可能性条件的话语
在福柯看来，性经验领域是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会聚地。性同时揭示了规训和调节两种权力，“性并不是权力关系中最难对付的要素，而是被赋予最高强手段的要素之一：它可用于大量的策略中，而且作为关键性环节为各种最具变化性的战略提供支撑点。”《性经验史》中话语的功能则指向权力的形成本身，即话语此时成为权力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不是“派生”关系，而是可能性条件的关系）。
（1）近代以来性经验话语的功能。
作为权力机制的前提和条件的性话语是从17世纪的基督教教士守则发展而来的。当然，现代性话语与教士守则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精神实质，因为教士守则对于坦白性活动的细节的要求是为了控制欲望、远离欲望，从而实现精神上的“复归”和对于上帝的皈依。而18世纪后的性话语则有着自己的目标：建立一种话语机制，使欲望得以转移、强化、重新定位和改变，使性不再仅仅成为惩罚或宽容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对象。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性在18世纪后的历史是被压抑的历史，而必须看到，这是一段性话语对性不断进行调节的历史，是对性的管理不断加强的历史。性并没有被压抑，它只是被严格地管理起来了。
在《性经验史》中，所谓“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的总称，是对于一定的策略性处境的称呼。因此，性话语的功能如果是使得权力得以形成，那么必然也就是使得这种策略性处境得以形成。
性话语使得权力运作采用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对性加以控制，这种控制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性话语对于性倒错者的追捕，使得权力关系有可能随同它一道，与它的对象同步扩散；这种话语通过对性倒错进行判断和整合，实现了对某个群体的分类，使得权力关系的对象得以明确；性话语使得权力产生快感，而这种快感又加强了权力，权力就处于这种循环或“螺旋”之中；这种性话语使得19世纪以来的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功能，从而使权力呈点状分布，并导致权力关系网络无所不在。
（2）近代以来性经验话语的表现形式。尽管性话语内在地与权力紧紧勾连在一起，但是就外在的表现来说，它表现为“性科学”。整个性经验话语都是“一种非认知的顽强意志”。近代以来的性经验话语不仅要展示管理性的权力，而且试图让人们相信自己展示出了性的真相。但性科学则恰好与此相反，它所认定的“真相”不是个人的快感，而是向他人的“坦白”。坦白并不是性科学突然的发明，而是从中世纪的宗教仪式中沿袭下“坦白”已经成为得到真相的必要手段了。因此，“坦白”是权力塑造个体的一个重要程序，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权力。这个社会充斥了坦白，人们在权力的网络中不断地坦白，不断地通过坦白谋求他人的承认，同时也不断地听取乃至迫使他人坦白，并由此塑造他人。这样，坦白被认为是获取真相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手段。
在福柯那里，性经验的“话语结构”就是指从坦白到用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最终得到“性真相”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运作手段、技术和策略，以及所形成的权力网络本身。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是“表象”与“本质”的关系，而是话语与策略性处境之间的关系。“策略性处境”是福柯的权力观的关键所在：权力是我们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所谓“策略性”，在福柯那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合理性”，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二是指在某个游戏中使其他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三是指在对抗中使他人放弃斗争从而获得胜利。
“权力”实际上是各种关系所交织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流淌和交织的是各种行为。要理解福柯所说的这种“管治”，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权力游戏中根本性的东西，这就是“个体性”的生成。一方在行使权力、施展策略时，固然有其“合理性”即要达到某一目标，但这种合理性的实现，与他所赋予游戏伙伴的“个体性”是有密切关联的。个体性即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就是对于“自己是谁”的认识。于是问题就成了：权力关系的一方如何使对方获得对于自己的认识，从而使“管治”得以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话语是权力关系得以建立或实现的条件。不过此时的话语不再是独立的了，它必须服从于权力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又是话语存在的条件。话语实践与权力策略的交织，使得话语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福柯所使用的“知识-权力”这一术语的含义所在。在这里，话语（主要是知识形式的话语）与权力并不是同一个东西，相反，它们分别属于符号系统与行为系统。展示一定功能的话语并不由于作为行为系统的产物并服务于后者而成为旨在达成共识的“交流符号系统”，因为话语此时的功能不是获得一致性，而是为了征服。
（二）话语与知识的联结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出了知识的新概念[78]，这一新概念是通过它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得以界定的。“没有特定的话语实践就没有知识，而任何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构成的知识来界定。首先，在知识空间中，主体可以占据某个位置，从而在自己的话语实践中谈及某些对象；其次，知识是“陈述并列和从属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中概念得以界定、使用或转换；再次，话语为知识提供使用和挪用的各种可能性，知识是它与其他话语或非话语实践之间的连接点所构成的整体；最后，知识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它们能够“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79] 由此，知识成为福柯考古学分析的“平衡点”，在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上与位于轴线两端的话语实践和科学紧密相连。话语实践按其规律构成知识，科学则置身于话语实践所形成的知识中并以它为基础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视不同的话语形成而定，并随其变化而变化”。[80]考古学研究所要描述的不是科学的特殊结构，而是迥然不同的知识领域，知识的“特殊性、功能以及它的依附关系的网络”[81]都是在构成它的话语实践中得以呈现的，因此，对知识的形成和转换的分析必然与它在其中形成的话语实践的考察密不可分。福柯虽然将其考古学研究命名为“知识考古学”，但贯穿考古学研究始终的其实是与知识密切相关的话语，在此意义上，知识考古学事实上也是话语考古学。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的关注点日益转向权力-知识这一共生体，话语又与权力、知识互相缠绕、互相作用、彼此依存，构成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网络。正如福柯所言，“正是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才得以相互连接。”在对三个世纪以来性知识的形成和性话语的增加的历史分析中，福柯指出，性知识一直以来都置身于“狡黠的”话语之中。为了揭示出性真相，西方社会发展出众多有关权力-知识的严格形式中的程序，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坦白（confession）。作为一种话语的仪式，坦白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说话主体在坦白中面对着对话者，这位对话者作为权威强迫、督促坦白的顺利进行，并适时介入其中，行使评价、原谅或是安慰坦白者的权力。此外，陈述活动使陈述主体发生了内在变化，由于他的坦白，他获得拯救，变得纯洁，性真相在本质上就处于这一话语形式之中。在19世纪，坦白程序日益被纳入到科学观察的范围之内，坦白仪式与科学话语通过一些重要的调整机制联结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性不仅成为被询问和质疑的对象，而且被“整合到秩序井然的知识体制中”。由于一种“主体的知识”在坦白所经历的变迁和转型中渐渐形成，我们在解释性所坦白出的一切的同时又揭示出有关性的真相，而性则在透露秘密的同时又说出有关我们的真相，而所有这些都要通过性话语展现出来。“这不是因为性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由于内在于这一话语之中的各种权力策略。”[82]人们被迫坦白出来的性真相在话语中展现自身，由此建立起合法性的知识体系。西方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坦白社会”，坦白技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遮蔽了隐藏在其背后的约束人们的权力机制。
在话语、权力、知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真理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福柯并不从绝对的意义上谈论永恒不变的真理，他所关注的是维持一种“真理体系”的话语。他提出，“每一社会都有其真理的体系，有其真理的‘普通政治学’：即，被它接受和产生真实效能的各种话语类型，使人能辨别真伪陈述的各种装置与实例，负责说出什么可被看作真实的那些人的身份。”[83]随着性话语的不断增多，性日益被建构成一个真理问题，坦白技术支配着真实的性话语的生产。坦白话语的真理由坦白者和听者两个方面构成，控制的权威不在坦白者一方而在听者手里，听者的权力不仅在于对坦白作出评判，他还要解释坦白，从而建立一套真理话语。这种真理话语不是对接受话语的听者，而是对摆脱话语的坦白者产生了影响，在他那里引起了内在的变化，让他赎罪并获得自由。因此，坦白揭示出真理话语与权力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结：一方面，真理并不外在于权力，真理的生产总是受制于各种形式的约束；另一方面，真理也引发各种权力效应。在福柯看来，真理并不意味着“有待发现和接受的真实的事物”，而应被理解为“一整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我们将真实与虚假区分开来并把特定的权力效应归于真实的一方”。福柯认为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获取“真实的”话语，尽管这些话语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社会总是“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84]
通过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关系的分析，福柯对于“话语”的重新思考和阐释才能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权力与知识通过话语得以连接，因此福柯突出强调话语的策略性功能。他指出，话语应该被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话语并不总是被简单地划分为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它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这些策略要素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发挥作用。“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85]此外，福柯不仅把权力与知识连接起来，而且力图把非话语实践与话语实践结合起来，这种努力体现在“机器”这一概念的引入。机器既与权力的运作相关，又和知识的坐标相连，知识来源于它的同时又制约着它，因此机器就在于“支持各种类型的知识并得到它们支持的力量关系的策略”[86]。同时，机器是由各种异质要素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这些异质要素包括“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福柯把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是为了找出这些话语的或非话语的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的本质，即“一种位置迁移或功能改变的交互作用”[87]。与《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出现的“知识型”概念相比，机器更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知识型只是特定的话语的机器，而机器则既包括话语的要素，也包括非话语的要素。与其说经由“机器”概念福柯是要超越话语[88]，不如说他是将话语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框架中，强调非话语实践与话语实践间的密切关联。
福柯在这里并没有将自己所说的话语与知识完全划等号，而是将“知识”作为一种能够展示秩序的符号体系而归入话语的。而在《知识考古学》中，话语与知识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时福柯将话语与知识区分开来，把知识视为话语与科学之间的过渡形式，是为某门科学的建立而准备的整体。与科学的严密性和论证性相比，知识更多的具有话语的开放性。知识并不是像科学那样以某些基础性命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它只是科学的前提性条件。知识和话语虽然有区别，但却并非是完全割裂的：话语是知识得以产生的基础性条件，知识在形成之后也进入话语实践之中发挥作用。知识并不“本然”就是话语，知识在进入话语实践后又成为话语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话语与知识归根到底是混合在一起的，无法用时间意义上的先后来进行整理。因此，当福柯说话语是知识形成的条件时，这种条件应当被理解为逻辑在先的条件，而不是时间在先的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福柯的意思大致归纳为：话语与知识的关系归根到底是话语实践之中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动态地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显然，这种观点比《词与物》中横截面式的观点更多地体现了“话语实践”的关键性。
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的著作中，话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知识取代了话语，相反，“话语”一词继续被使用。此时，尽管福柯分析的重点是权力-知识关系，但是话语-知识关系作为一个隐性线性贯穿福柯的分析。一方面，如果没有知识领域就不可能形成权力关系，而没有权力关系也不可能形成知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话语则知识与权力都将失去存在的条件。这是由于，权力本身无法构建知识，而必须以话语为前提条件，利用话语形成知识；而知识如果不进入话语之中，或者说不成为话语的一部分，也将无法产生权力形式。显然，当福柯谈论能够与权力相联系的知识时，他的隐含条件就是，这种知识以一定的话语为背景并成为这个背景的组成部分。例如，性经验话语对于性的管理一方面通过在不同领域的大量对于性的谈论以及空间化的符号技术进行，另一方面则通过知识的不断衍生来进行性知识最终转变为性科学并与坦白结合在一起，在性经验话语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当然，如果话语本身就与“实践”相联的话，那么成为话语的一部分的知识也必将是动态的。比如，关于性的知识在不同的场景下将展示出不同的面目。因此，就“话语”与“知识”的关系来讲，与其说从《规训与惩罚》以后福柯的观点发生了断裂、话语被知识所取代，不如说福柯只是将他所坚持的话语与知识的关系转变为话语与知识-权力的关系，此时知识仍然以话语为形成条件，并动态地进入话语之中，作为话语的一部分而展示其功能。
“知识”在福柯整个话语理论中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知识是福柯研究话语问题的主要入手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福柯的“考古学”主要是“知识考古学”，是从知识的层面和视角展开对于话语形成进行研究的考古学；二是福柯的“谱系学”也是从知识入手，探究现代某一现实问题在话语中的历史形成。就第一方面说，福柯所研究的疯癫话语的形成，就是以不同历史时期对疯癫的不同认识的结果即知识的不断变化为线索，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分析和把握，我们可以看到疯癫话语如何将疯癫与理性割裂并将前者排斥出去；在《词与物》中，如前所述，知识的非连续问题成为福柯思考话语“转型”问题的切入点；而《临床医学的诞生》所描述的各种医学知识的变化则向我们揭示了话语的“阐述方式”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就第二个方面说，监狱的产生是在话语网络的不断变动下通过各种机制而形成的，而在话语网络中最明确地展现出这种变动的则是知识，如有关空间的知识、有关肉体的知识、有关“全景敞视监狱”的知识等等。另外，性经验在当代的遭遇，是复杂的话语与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能够最突出的展示这种作用的则是关于性的知识（分类、规范及各种因果性）。当然，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一方面，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所谈到的“谱系学”的话语分析方式实际上就是《知识考古学》中所讲的“考古学”，二者共同的任务是分析话语的形成；另一方面，无论福柯分析监狱还是性等“现实”问题，都不能脱离话语的形成，而必须以后者所构造的话语网络为背景。这样，知识在“考古学”与“谱系学”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比如，在对监狱进行谱系学考察时，围绕在刑罚体制周围的话语的形成也必定需要同时进行谱系学考察；而在对疯癫话语的形成进行研究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这种话语形成在现实中的功能，即理性于疯癫者的排斥。
第二，知识能够最有效地将福柯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展示出来，这就是“问题化”。所谓“问题化”，简单地说，就是：某件事物是如何成为问题的？比如，疯癫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一个问题，性活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福柯在晚年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回顾时明确表示，《疯癫史》以后的作品的一个共同观念就是“问题化”的问题。由于知识的相对明确性和相对稳定性，因而这种“问题化”总是突出地在知识中表现出来。在“档案”中，知识由于鲜明地进行分类、判断和定性而成为针对某事物进行质疑的主要方式，而在“现实”中，某种“质疑”也必定会依据某种知识。
第三，知识与福柯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权力问题。一方面，“知识-权力”关系问题是在话语网络的背景中展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尽管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知识和科学进行了区分，但从整体上说，福柯著作中的“知识”与“科学”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但另一方面，福柯所使用的“知识”似乎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有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知识”概念当然是含混的，但这种含混却并非毫无道理：知识处于话语之中，不断变换形态，因此与“思想”和“科学”的界限并不是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严格。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不被视为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缺陷，因为当福柯谈到“知识”时，人们往往不太清楚这里的“知识”究竟是以什么形态进入话语的，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