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理论：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
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在法国20世纪思想史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多斯称他为“法国的例外”，巴尔特则认为他的作用“时常被低估”。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将说话主体排除在外，而本维尼斯特却很早就开始关注主体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并且把说话主体和被说话主体区分开来。他一直致力于把主体囊括在语言学家的理论关切之中，并积极与为结构主义所回避的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展开对话，但这一研究立场与法国当时主流的语言学研究常常背道而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能得到语言学家们的认可。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他始终坚持历时、比较研究，坚持对语言的把握必须密切结合与语言相伴相生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的法则局限，揭示了被索绪尔所忽略的重要范畴——话语，力图实现从语言向话语的转向。[24]本维尼斯特对话语的界定和理论阐发中，话语、陈述、主体性这几个核心概念贯穿始终，共同构成他开创性的话语思想体系。
（一）话语的出场
本维尼斯特认为在语言分析中，概念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能使我们在复杂的形式中发现部分和整体的独特结构。索绪尔把语言切分成音素、形素、词（词素）等基本单位。本维尼斯特则发现结构语言学原则仅仅适用于这些层面，而一旦上升到比词素更高的层面，即句子层面就不起作用，科学范式的严密性和普适性就会受到质疑。本维尼斯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句子是一个分界线，它通向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在句子层面离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25]话语世界有别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领域，它是“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世界”，其表达方式就是话语。尽管面对着同样地现实，语言和话语的不同世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前者是遵循着严格程序的形式符号组合为结构和系统，后者是“语言在鲜活的交流中的显现”。[26]两种语言学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单位上，语言的语言学是以形式符号为基本单位，而话语的语言学则以句子为单位，前者关注严格的结构和系统，后者则更偏好鲜活的语言交流。而话语单位就是句子，它是一个完全的单位，具有意义和指涉两个属性，只有在指涉某一个特定情境时，交流才能顺利进行。
另外，本维尼斯特论述了话语与陈述的密切关系，“陈述意味着从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27]陈述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凭借说话者根据自身需要发动语言这一个体使用行为得以实现。陈述的语言特征由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说话者是陈述的必要条件之一，它把语言的形式配置“占为己有”，以表明自己作为说话者的立场。在陈述发生之前，语言只是潜在的可能性，而一旦说话者进入陈述之中，“语言就在话语时位被实现了，它来自一个说话者，以声响的形式到达受话者，并引发了另一个陈述作为回应。”[28]因此，每一个陈述都是一次或隐或显的交谈，“交谈者的话语关系”正是陈述的重要特征。在作为话语形式的陈述中，交谈者可以是真实的、个体的，或是想象的、集体的，但它必然预设着两个“形象”的在场，一个是“陈述的来源”说话者，另一个是“陈述的目标”受话者，两者可以轮流充当陈述的主角，共同构成“对话结构”。[29]
（二）历史陈述和话语的区分
在研究动词的时态时，本维尼斯特指出法语动词的各种时态分属于两个系统，分别显示出两个不同的陈述层面：即历史陈述（故事）和话语（discourse）。威廉斯（Glyn Williams）认为正是这一著名的区分清晰地阐明了本维尼斯特独特的话语观。[30]在本维尼斯特看来，历史陈述和话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历史陈述仅限于书面语，而话语既包括各种口头话语，如交谈、演讲，又可以是借鉴口头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意图的书面作品，如书信、回忆录、戏剧等。其次，在时态范畴上，历史陈述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讲述，为了如实地记录这些过去的事件，通常使用过去时；而在话语中对于动词时态的选择更为自由，所有的时态都可以使用，只有作为历史叙事的典型形式的不定过去时被排除在外。现在时、将来时和完成时是话语的三个基本时态。第三，两者在人称形式的使用上也判然有别，在历史陈述中，说话人在叙述过程中毫不介入，事件仿佛是在自我讲述，因此只有第三人称形式严格地贯穿始终。相比之下，话语则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人称形式，包括人称我、你和非人称他。值得注意的是，话语中的第三人称和历史陈述中的第三人称不能混淆，历史陈述的第三人称没有任何其他人称与其对应，而在话语中人称我、你与非人称他对立。
通过与历史陈述的比较，本维尼斯特认为话语的含义应当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加以把握，它“预设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受话人，而前者有意以某种方式影响后者”。[31]说话人通过第一人称“我”指涉正在说话的自己，并在自己对面树立了一个他者，即受话人“你”，由于“你”只能在由“我”设置的情形之内被构想，“我”相对于“你”而言总具有超越性，而“你”也总是以某种方式回应着“我”。本维尼斯特关于历史陈述和话语的划分此后被广泛地运用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和叙事研究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话语被赋予的独特含义，许多学者倾向于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保留其法语形式“discourse”。
（三）话语的主体性
话语由于涉及到言说和书写的主体，从而逐渐显示语言和话语的主体性问题区别。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使本维尼斯特的话语思想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在一个把说话主体排除在语言之外的时代里，本维尼斯特是在茫茫荒野中布道的革新者。[32]本维尼斯特首先批驳了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这一普遍观念，认为这是将人类与语言特性割裂的做法。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人只有在语言中并凭借语言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语言的使用是构成主体性的基础。本维尼斯特所论述的“主体性”是指说话人在将自己视为言说着“我”的独一个体的情况下把语言占为己有，自立为主体的能力，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在人身上的体现”。[33] 主体性的根本所在可以通过“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这一表述显现出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言说本身，其次是对这一言说行为的承担”。[34]主体化的经历和其语言形式的经历密切相关，主体只有通过言语活动并在言语活动之中安身立命，只有通过言语活动主体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另一方面，每个说话者在自立为主体的同时把自身称为“我”，“我”预定着另一人称的存在，即“你”，人称的这种极性（polarity）是构成言语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言语活动也只有在言说的自我确认为主体的时候才有可能。
本维尼斯特进一步阐述了语言、话语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语言使主体性成为可能，因为它总含有适合主体性表达的语言形式，而话语则引发主体性的显现，因为它由离散的时位构成。”[35]语言提供了一整套“虚设”的形式，这些空洞的形式相对于“现实”而言不具有任何参考性，不受任何约束，只有在说话人通过语言行为运用它们时它们才得以落实。语言形式的职责在于提供将语言转化为话语的工具。人称代词“我”在语言形式的范围里只是个词汇材料，既不指称任何一个词汇实体也不参照某个具体的个体，只有在话语条件下，它才能在某个特定的话语时位上自立为“主体”。在话语中，说话人将自己定义为“我”，将与他对话的人定义为“你”，由此构成了界定主体的坐标。在这种我-你互动交流的关系中，两者互相补充、不可或缺，同时又能相互转换。首先，只有经过比照自我的意识才能得以确认，说话人只有在和某个他者交谈时才会自称为“我”，而和他对立的他者则在话语关系中成为“你”，“我”总是预设着外在于“我自己”的“你”的存在。与此同时，正在陈述的“我”总是具有特定的独一性，每次陈述都使说话人“我”进入某个待定的时间、情境和话语的一个不同构造之中，而作为受话人的“你”只有在这个特定的话语时位里被设定或构想，因此“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我”的地位总是比“你”优越。此外，构成对话关系的“我”与“你”还可以相互转换，当受话人“你”自认为“我”的时候，原先的说话人“我”便会转化为“你”。由此可见，“我”与“你”之间的互动呈现出独特的辩证关系，本维尼斯特因而再次对话语作出界定，话语就是“由言说的人在主体间性的条件下承担着的语言，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语言交流才成为可能”。[36]
本维尼斯特关于话语世界的描述、对历史陈述和话语的区分，以及对话语主体性问题的探讨，表明他从索绪尔传统下抽象的语言结构和规则转向由说话主体承担的语言交流的立场。转向话语意味着新的研究对象的确立以及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此，是话语而非语言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本维尼斯特因此被称为“话语语言学”的奠基人。利科指出，从语言或符号的语言学向话语的语言学的转折具有本质性的意义，“结构语言学只是将谈话和用法放在括号里面，而话语理论去掉了括号，宣称是建立在不同原则上的两种语言学的存在”。[37]此外，一度缺席的主体的回归和对话语的关注预示着对结构主义的背离，然而，本维尼斯特对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贡献仍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事实上，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语言转向话语，“‘语言’是从客观角度来观察的言语（speech）或书写（writing），它被看做一条没有主体的符号链。‘话语’意味着那些被把握为发言（utterance）的语言，即包括着各个说话主体与写作主体，因而至少也潜在地包括着各个读者和听者的语言。”[38]在结构主义那里，为了以科学的精确性对语言这个客体加以描述研究，批评家只能以观察者的立场和他所要分析的客体对象保持距离，作品被当作有自己独立生命的规则系统，主体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自律统一的符号系统本身。而对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而言，语言不再是非个人性的结构，而是一个“永远与其他体系，特别是与主观体系发生关联的体系”。[39]在话语中“说话主体”的参与和对语言事实的经验至关重要，说话者在语言中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并在和受话者的互动交流中构成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