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理论的背景

“话语”的基本含义即“符号系统的使用”。从古希腊一直到康德的哲学家们，他们都与福柯具有相同的倾向，即不是从消极的层面而是从积极的层面、不是从单纯的“接受”的角度而是从建构的角度来把握一个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起初是在法国，在考察意义是如何地建构起来的这些范围里头有了若干的转变。最后产生讨论言说（话语）的作品和由那些作品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不仅是对关于人文学科的各种学科、文学研究和人类科学有彻底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切的知识也同样有彻底的影响。”^[1]这些理论都对福柯的话语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福柯的话语的理论建构也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其从语言转向话语的早期理论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界分不仅确立了语言学研究唯一真正的对象——永远“已经构成的”语言结构，排除了一切跟语言组织、系统无关的因素，更为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导向和科学化的革新，语言学模式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的典范。“对于20世纪知识生活来说，语言，连同它的种种问题、种种神秘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种种纠缠牵连，已经同时成为其范式（paradigm）及其偏执的对象。”^[2]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研究中发现存在着超越语言和言语二元对立的第三层面，并对作为话语的神话的构成单位加以分析。本维尼斯特则从抽象系统的语言世界走向鲜活现实的话语世界，致力于探讨话语实现的途径、话语的含义以及主体性问题，对福柯话语理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