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贡献
1.把社会分解为话语
拉克劳、莫菲强调，社会空间本质上是话语空间，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应该成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历史背景的变迁使本真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已经被以话语和意识形态为中介的各种领导权形式取代。意识形态和话语的中介性，动摇了政治与阶级之间的天然联系。拉克劳、莫菲对意识形态先验阶级性的清除使意识形态的碎片由于脱离了阶级关系的束缚并能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层游移穿梭。拉克劳与莫菲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具有丰富偶然性“要素”的构成形态，它的特征是“不完整性”，“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存在单一根本原则的固定——而且因此组成整个差别领域。”[35]话语是消解总体性的产物，是总体性消解之后的“碎片”，是“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所以单个的话语是自由的、随意的和漂浮的，它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链接，才能形成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话语是由言谈与行动、语言与使用语言的语境构成的总体，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构造概念，肩负着建构拉克劳和莫菲所谓的政治本体论的使命。这正是话语链接实践的意义所在。因此，在此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争夺话语、链接话语从而实现领导权的过程。
拉克劳和莫菲把“把社会分解为话语”，以证明社会客观性的不可能性和社会总体化的不完整性和偶然性，强调总体性发生了断裂，断裂使社会永远处于被缝合的状态中。拉克劳是这样定义“链接”的：“在语境的氛围下，我们把任何建立成分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而被修正后的成分的认同则成为链接实践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链接的前提是对任一成分之间的偶然性的沟通，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成分之间的“认同”，只有在成分之间达到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在能指的大量漂浮中实现领导权的链接。因此，可以说，领导权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存在方式，话语就是现实，任何一个客体都是在话语中获得存在的。那些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体，无论它们是依照自然的规则还是依照上帝的规则，都不得不依赖于话语的结构。话语直接构筑了现实本身。意识形态批判成功与否，取决于争夺话语斗争，其结果不是由意识形态内容决定的。意义不是某个意识形态本身之要素的固有部分，相反，这些要素充当“自由飘浮的能指”，其意义是由它们的领导权联结方式固定的。在阶级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整齐划一的一一对应关系。政治领导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它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挪用各种资源，甚至包括那些看似不相容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一种领导权是各种话语的异文合并。
2.实现了从文化领导权到话语领导权跨越
拉克劳和莫菲反对把政治当作“上层建筑”的附属品，强调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说：“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链接因素以优先权。在我们看来，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次上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链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主张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对于我们来说，从这一论证中得到的是，社会划分是内在于政治可能性之中的，而且，……也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36]
拉克劳和莫菲在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话语领导权（话语政治）思想，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物质性特征。拉、莫二人认为，意识形态不只是社会代表的观念体系，它还是有机联系的关系整体，具体化于制度和机构之中，“围绕着许多基本的链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现代政治的本质是一种领导权，但已不再是单纯的阶级革命性的领导权，而是一种话语领导权，是在众多的对抗主体和冲突领域中获得的话语霸权。话语领导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其实现结果不是能预先决定的，而是由话语对抗竞争实际结果决定的。影响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拉、莫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策略的实现过程中，无产阶级并不具有先天的优势和主体性。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多元化使得统一性的阶级联盟的构建成为不可能，因而列宁式的阶级联盟和意识形态灌输论已经难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应该寻找新的策略，最佳的策略就是“激进多元民主主义”策略。拉、莫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策略主要包括三重维度——“用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用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用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从建设性的角度看，拉、莫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揭示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竞争、价值观渗透、传播对于特定政治模式影响的重要性，其话语政治理论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改造为积极的话语政治实践策略，这是极具建设性的，对“意识形态-制度”关联互动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启发价值。
拉克劳、莫菲的领导权是一种全新的话语领导权，这种领导权就是要在众多的对抗主体和冲突领域中获得的话语领导权，从而影响各种斗争形式，在各种斗争场合深入贯彻和体现自由和民主想象。它的作用机制不是葛兰西作为社会水泥的统合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控制，也不是阿尔都塞的质询，而是“链接”（articulation）。通过链接各种不同的对抗主体和话语系统，把各种层面和各自为政的局部斗争形式和主体连接在一起，共同为深入的民主革命而斗争，最终在各种领域贯彻民主和自由平等等原则。拉克劳和莫菲所谓的“链接”活动或实践，并不是某种必然性的活动，而是建立在偶然性逻辑的基础上，而领导权就是建立在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链接”活动。
3.探讨了主体身份多元化条件下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方式。
在西方，随着资本和国家权力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渗透，争取多种主体身份认同的斗争不断发展。拉克劳、莫菲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提出认同观的变革，彰显了左派通过揭露主体认同错位而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斗争的政治价值诉求。尽管他们的政治哲学存在着囿于文化斗争和话语革命的缺陷，但对于我们了解当代西方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及其走势，坚持适合我国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主体身份多元化和重构认同观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危机。西方社会工人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现状，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陷入思想混乱和迷茫。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悲观失望，有人甚至完全放弃社会主义信念。而拉克劳、莫菲则坚守左派的激进立场，主张依据时代的变化重新审视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策略。他们认为，当代主体身份的多元化、消散化表明，单一的阶级主体观和同质的阶级认同观已经过时。社会在刺激人们消费的同时，也增强了低收入群体难以满足自身各种消费要求的感受，使之不能获得自我身份认同；性别歧视、种族压迫、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凸显。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认同危机。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只能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随着当代阶级对立的消退和新的多元社会反抗力量的崛起，则可以采取多元的话语民主革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对当前主体反抗资本主义原因的详细分析、对新的社会斗争形式的阐述等，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特点。
拉克劳、莫菲认为，在主体多元化、消散化的新情势下，为了同大量的从属关系和压制作斗争，应该加强不同社会斗争间的联系。用什么思想、理论将各种社会斗争连接起来，则可以通过思想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来解答。他们主张以平等的参与和对话将包括工人在内的各种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连接起来，用话语民主斗争对抗资本主义。他们以平等为借口，主张拉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地位，对各种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等量齐观，这又会陷入他们所批判的同质性的方法。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民主斗争必然指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他们极力消解对“革命”的传统解释，把一切看成围绕缝合点而形成的“暂时的固定”，因而就难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虽然主体身份是多元的，但在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上又是相对稳定的。这是源于各种斗争在基本利益和命运上的相关性以及人格统一性的要求等，为将不同的主体身份和斗争形式连接起来、建构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4.进行平等自由的对话和论辩，寻求多元社会斗争之间的认同
拉克劳、莫菲反对用同质的道德哲学话语理解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哲学应该坚持“我们”同“他们”的对抗、斗争。即使在“我们”内部，也不能达成完全的一致、绝对的共识，而要对各种不同意见持对话和包容的态度。因此，不能将政治哲学归入同质性的道德哲学，而应该从承认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伦理学角度加以理解。政治哲学以政治对立和意见差别为基础，这是政治哲学的运作机理和特性。不过，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我们”努力达成政治价值观的广泛认同至关重要，这是凝聚多元社会力量、形成民主斗争秩序的保障，是政治哲学的根本性任务。
拉克劳、莫菲将平等和自由及其相互平衡作为民主的主题，作为重构民主政治想象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尽管每个社会团体是特殊的、有差异的，但由于它们都受到异己社会关系的压制，在利益和命运上存在着相关性，因而都属于民主斗争的同等环节，可以通过平等参与和对话而连接成“同等之链”。正是各种斗争的连接才形成新的领导权结构，才显示出反抗斗争的民主性。新领导权是通过多元话语斗争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而建构的，是交替地相互决定和多元互渗的决定，而不允许任何一方拥有话语特权和中心地位。由于同等连接体现着多元团体的平等权利，因而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使政治空间增值，以政治联盟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平等是以尊重每个团体的自由权利和特殊要求为前提的，正是由于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特殊意见，才需要通过不同团体之间的对话而形成权威，构成政治联盟。由于不断有新的社会团体自由加入，因此，政治联盟必须是动态的、开放的。
拉克劳、莫菲则主张建构政治的共同体，它既不同于调节个人之间利益的工具性目的，也相异于追求古代共同体的实体性目的，而是对民主参与的自由平等原则的认同。他们认为，个人权利是通过群体性的参与活动获得的，各种主体身份通过对自由平等原则权威性的认同而连结起来，形成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不是实体性的，而是构成性的，是在对抗“他们”的斗争中构成的“我们”。拉克劳、莫菲认为，主体间的对话是围绕着“持续性与非持续性、认同与断裂”来组织的，并不存在消除了一切意见分歧和差异的共同体。我们应该在多元反抗团体的相互竞争中寻求“共同善”，并将其理解为一个“潜性聚焦点”，重构的社会认同是“我们”对“共同善”的追求。拉克劳、莫菲将在激进民主斗争中形成的政治价值指向、集体想象称作“共同善”，“共同善”并非同质的、普遍的道德观念，而是在“我们”和“他们”对抗的背景下，通过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话语竞争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