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米勒的公共话语理论贡献

（一）对真实的渴求与对形式的摒弃

福克斯和米勒一直在强调话语的真实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为了与非真实的话语彻底决裂，他们甚至不惜花大力气分析了非真实性的条件（可参照其对违背四项话语合法性依据案例的训话以及对合作主义、地区主义、社群主义政策网络的批判），而话语的修辞与谋略在他们看来是非正义的（它们干预了公共意见）。^[42]形式主义被指责为浪费时间（例如冷漠公民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不必要^[43]）。米勒在竭尽所能的追寻实质性真实的时候，却忽略了形式本身具有独立价值这一重要事实。例如，冷漠公民的参与虽然在预想中不会促进民主议程的发展，但客观上却赋予了一些人的参与更广阔范围的合法性。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在议政现场气氛的陶冶下，冷漠公民的态度不会因情境影响而发生转变。保罗·康纳顿对仪式凝聚力的阐述就是最有力的反例：“仪式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这些语言并非出自操演者，而是已经在教规中编码，因而可加以准确重复，操演话语好像是一个场所，共同体在这个场所中形成。”^[44]因此，福克斯和米勒对实质理性的过分追求和对形式理性的抛弃的表现有失偏颇。

（二）对于公共行政领域新模式的探索

在西方传统的公共行政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和民主运动的冲击而陷入巨大困境时，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提出，为解决公共行政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福克斯和米勒对于传统公共行政以及社群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深刻批判和解构体现着福克斯和米勒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超越。缺乏沟通的不完善的体系被福克斯和米勒形容为一种霸权的话语体系，他们针对这一问题从公民参与的民主化问题入手，以现象学、构成主义和结构化理论作为话语理论的理论基础，建立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并提出了以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四个条件作为话语理论的正当性标准，开辟了公共政策机制的新途径，并以此解决后现代状况下公民参与的民主化问题，为公共行政领域研究提供了的新视角。

（三）以话语的正当性作为实现公民利益的表达

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提出，只有更多的民众主动参与到对话中，发表真实的、切合情境的诉求和意见，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公共政策。公共能量场作为话语理论的核心内容，能够为公共政策的讨论、制定和修改提供了话语场所，为公共领域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公共能量场内，公众能够民主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公民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同时，福克斯米勒通过阐释话语正当性的标准，提出真实的、切合情境的意向性的一些人的话语模式才是真正民主的、真实的话语形式，这为公民实现其利益诉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后现代公共行政开放式的、自由的政策网络式的话语理论也为构建公共行政的民主化起到了理论支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