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基础
1.工具理性与交往理论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与其学科发展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存在两方面因素。
首先，哲学发展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① 以古希腊对世界本源探究为代表的本体论阶段。②以近代经验理性派，以及后期以康德对理性认识探究为代表的认识论阶段。③现代哲学对语言学的关注，造成了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即语言哲学阶段。当代分析哲学存在着两条分支：英美分析哲学以及欧洲大陆分析哲学。英美分析哲学比较倾向于从语言结构、逻辑等静态角度进行分析。与之相比，欧洲大陆的分析哲学则更加注重语言的“媒介”功能，而不是只单单从静态角度分析语言。哈贝马斯倾向于欧洲大陆分析哲学的研究角度，认为语言应当被放置在更大的背景中进行思考，并倾向于把语言研究与生活世界相结合，使其发挥更大的理论效力。
其次，当代社会学家韦伯的“目的工具理性”也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韦伯强调“理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他把人类发展视为一个必然过程。他认为，理性不仅仅解放了人类的思想和创造性，它的这种能动性同时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支配作用，但这种以目的为导向的理性主义必然走向非理性的结果，最终造成社会发展的扭曲与道德的丧失。同时，韦伯也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异化现象也是无法被克服的，这是理性发展的必然。总的来说，韦伯的目的工具理性是一种悲观的社会发展论调。
一般来说，现代哲学家对认识论的分析以“主客”体角度为主，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从人的角度研究对象（现象），以此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哈贝马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作用性，这样，就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在他看来，韦伯的看法过于悲观，而造成这种悲观论调的根源在于，韦伯只从主体客体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即只从人与客观世界的角度分析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哲学。哈贝马斯认为，为了更加清晰地把握和分析西方社会发展的脉络，就要抛弃这种“意识哲学”，也就是说，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更多的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韦伯理论的缺陷就在于他忽略了作为主体交往行为的重要性。
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英美语言哲学，还是韦伯的“目的工具理性”，都是一种应该加以摒弃的意识哲学。这种可以从柏拉图追溯到黑格尔的“意识哲学”甚至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已经不适应理论的发展。因此，一定要从根本上做出改变，把重心转移到生活世界，即人与人实际的交往中去，在此前提下，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交往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占据了交往理论的核心位置，社会交往行为可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
（1）目的行为。哈贝马斯所批判的韦伯的“目的工具理性”可以称得上是这种行为的充分诠释。这种行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客观世界，以主观意识的目的为出发点，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企图以达到目的为标准来实施个人行为。但正如上文所述，这种行为只注意到了“主客”的关系，没有看到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2）规范调节行为。行为主体以固定行为集团为主，行为集团的成员为了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或调节。
（3）戏剧行为。这种行为突出了个人在群体中的影响力，即行为主体通过交互行为，意图表达主观性想法与观念，从而对群体成员的意识产生影响。
（4）交往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行为主体语言或对话起到了关键作用。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交往资质的行为主体构成。行为主体之间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达成相互理解的结果。
哈贝马斯把对话语的研究看做交往行为理论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是其他行为的基础，而交往行为的根基又必须归溯于语言。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的各项“天赋”才被重视，也只有语言才能给予交往行为以可能性。
哈贝马斯认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进步，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哲学的重点逐步从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探究转移到对各类体系合理性的论证。这种合理性的论证在韦伯的理论中显得尤为突出。但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合理性论证不够完善，仅仅从理论上断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更应当从实践的角度提供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交往合理性体现在交往行为中，不仅仅表现为语言的、主体间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流动的，或者说是对语言的能动性具有最大限度发挥的行为，而这一切恰恰克服了韦伯理论的缺陷。哈贝马斯认为，较之韦伯的“目的合理性”，其交往合理性更全面，更宽泛。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曾借助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把目的理性概念转换成了工具理性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了工具理性批判。这种批判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深刻问题。但哈贝马斯对这种工具理性批判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批判本身缺乏规范性基础，缺少对自己理论根源的反思，也就是说，这种工具理性批判必须依靠一种确凿的理性，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却否认这种“理性”的可证明性。哈贝马斯认为，要找到这种“理性”，必须脱离科学与技术，回归到生活世界，这种理性就是“交往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妨碍到了生活世界的正常秩序，就是说，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交往世界的不正常发展。要解决异化问题，从根本来说还是要从“主客”的思维模式解放出来，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生产制度体系与生活世界的分离，而社会的进步又导致了分工与制度的细化，系统被划分得更加繁杂与精细。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使得生活越来越合理与健全，另一方面也使得公民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制度化，交往行为越来越不被重视，而以金钱和权力为主要目的的体系却占据了生活世界的位置。哈贝马斯认为，这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社会系统本身应当具有自我整合的功能，这种自我完善式的整合必然伴随着对话语交往的忽视，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就此否定金钱和权力体系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金钱与权力可以说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都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交往理性似乎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被淡漠。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系统的整合，起主导因素的是金钱和权力，但话语与交往理性的地位则更为基础，社会虽有自我整合功能，但必须以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为渠道，从根本上说，交往理性才是社会自我整合的理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对交往理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金钱与权力的忽视，只是从整体上看，必须生活世界摆脱工具理性的侵犯，获得独立地位。只有正确处理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均衡的问题。
对于交往理性，必须要把它放到整个西方思想体系来看，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想企图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政治体系进行重构。也就是，在以“主客”为视角的目的理性体系环境下，更加突出主-主为背景的交往理性的地位和作用。
2.交往理论与普遍语用学
哈贝马斯将自己的语用学称为“普遍语用学”。语用学包含了一般经验主义语言学有关语言结构、言语符号及各类语言要素的研究，同时他更加强调语言或话语在实践或生活世界中功能与地位，也就是说，更加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根据哈贝马斯语用学理论，话语具有三种功能：一是对事物外在性的描绘与呈现，二是对自己内在意向性的表达，三是通过话语，建立交往关系。哈贝马斯更深一层的研究目的是要对合法的有效性话语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字面意思来讲，这种研究方向类似于康德的命题。康德的证明方向是一种先验论，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语用学和经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但同时，语用学也有其“先于经验的一面”。
哈贝马斯认为，当我们试图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时，或者尝试着理解一种语言对之做出相应的判断时，我们所占的必然是行为主体的位置。而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此时已经不自觉的具备了日常生活实践话语的内在结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先于经验的一面”其中也必然包含了某种经过后天学习和经验的后天性因素，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先于经验的一面”本身也是离不开经验的。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先于经验的一面”这一说法，是为了提出他的普通语用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交往资质问题。
什么是交往资质？简而言之，它是一种交往能力，而这种交往能力又在语言学能力之上。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的普遍语用学倾向在如下事实中得到表现：它把言语的要素单位（话语）主题化的态度与语言学对语言的要素单位（句子）的态度变得更加相似。重建性语言分析的目标在于对这样一类规则进行清晰地描述：一个有资质的言说者为了构造合乎语法的句子和用一种可接受的方式说出他们，必须掌握这些规则。言语行为理论与语言学共同肩负这项任务。然而，语言学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每一个成年言语者都有一种隐含的、重建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以他的语言规则资质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则以假定一种相应的交往规则资质为前提，即在话语行为中心运用句子的能力，并且进一步假定了交往资质具有如同语言学资质一样的普遍性核心。这样，一个关于话语行为的普遍性理论将精确地陈述成年主体所掌握的基本规则系统。所谓掌握，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他们能将在话语中句子的恰当使用条件付诸实现，而不论语句属于哪种语言，也不论这种话语被置于何种偶然的背景条件中。可见，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学能力（资质）与交往资质的区别在于：在语言学意义上，这种能力表现为，言语主体在构造一个语句时能够满足语言结构和语法规则，同时对于交流者来说，这些言语则是可领会和理解的。但交往资质则不同，对于什么是交往资质，哈贝马斯说：“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言说者把完美构成的语句运用于现实之中，并使二者相吻合的能力。”[49]由此可以看出，交往资质是一种以语言学为前提，把语句运用于现实的能力。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交往资质包括：① 选择陈述性语句的能力，通过这种选择，或是被陈述命题的真实性条件，或是被提及命题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被假定得到了满足，从而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②表达言说者本人的意向的能力：所用的语言学表达呈现出被意向的东西，使听者能够相信言说者。③ 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该行为与被认可的规范或被接受的自我影像相一致，使听者能够在共同具备的价值取向中认同言说者。[50]在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研究中，他把第一种，即言说者陈述语句的能力，与第三种言说者实施语言行为的能力，即建立人际间关系的能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哈贝马斯认为，话语的参与者必须同时利用这两种资质进行交往。也就是说，交往能力意味着，我们陈述一件事情，从而使交往双方达成理解，在此基础上交往关系也正式建立。
哈贝马斯对交往资质的研究与以往语言学中针对语言能力的研究相比，更加强调实践与能力的地位。他不只是简单地在逻辑以及语法层面上对语言进行分析，而且突出了语言使用过程上的运用。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对于语言使用中的言语主体行为规范以及交往背景的作用也做了分析。
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交互主体”这一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交互主体”双方在建立人际关系过程中，伦理道德规范必然会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任何一种交往，即使不涉及到言语交往，伦理道德都会潜在的制约着交往的进行，也就是说，言语主体的行为规范对对话的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进行的背景对言语的影响并不应当包含在普遍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普遍语用学专注于对交往资质的研究，但哈贝马斯更倾向于探求交往主体在话语交流中对语言处理的规则。但是，话语实现过程中“情境”或一定范围的人群对语言理解的差异的确会对交往行为带来重要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主体的交往资质应该包括，在任何条件下，交往资质都有能力维护话语行为的进行。这样一来，对语言情境及其引起的差异的研究也被哈贝马斯包含进普遍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基础是其交往理论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它克服了以往语言学研究中的片面性，强调了语言的重要实践功能。他不仅仅把语言当做一种工具，还把语言作为一种交往的前提与能力，这种研究为其交往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3.交往理性与生活世界
以往的“主体-客体”认识论哲学，强调人这一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毫无疑问，“世界”这一概念在以往哲学体系中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在哈贝马斯的“主体-主体”理论体系中，“世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但这里“世界”的含义更加主体化，具体来讲，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体系中更加强调“生活世界”的重要地位。
这个所谓的“生活世界”与以往的“世界”有何不同呢？哈贝马斯认为，以往的“世界”作为主体认识与说明的对象而言，在主体自身目的的驱使下，对主体的行为存在潜在的限定因素。而相对来说，“生活世界”在“主-主”的交互行为中，起到的是一种背景性的作用，或者说，它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当参与者双方进行言语交往行为时，生活世界提供各种文化信息作为主体创造性思维前进与表达理解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世界先于主体而存在，主体也并非是先于生活世界而存在的，主体始终脱离不了生活世界，主体生成于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也并非先于主体而存在，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交互主体的生活世界，是交互主体和交往理性所建构的世界。[51]
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在他看来，生活世界包含了以上三者的全部内容。交往行为只能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生活世界不仅仅是交往行为的背景，更是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资源库，更形象的比喻是，生活世界就像是交往行为的信息资源储备库，而同时，主体的交往又会不停地反作用于它，使储备库时刻保持更新状态。
哈贝马斯以普遍语用学为核心，在对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分析中建构起了交往行为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交往理论颠覆了以往只把认识限定在“主客”层面上的意识哲学，使哲学的切入口扩大到“主-主”认识的层面上，从而超越了仅局限在思维领域把握理性的方法，更加注重实践在哲学中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它实践性的特点，交往理论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在实践法学方面，交往理论作用的发挥则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