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与莫菲话语理论的理论渊源
从话语理论内容和历史渊源来考察，“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思想基础之上建构的，以“领导权”理论为核心的左翼激进政治学说。拉克劳与莫菲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成果，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借用了许多东西，比如，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等等。单从对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借取而论，他们也不是仅仅用它们来瓦解、来拒斥，也用它们来确立、来生成一些东西。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包容了、吸收了众多不同的构成性要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艾伦·伍德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美丽的范型”。
1.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政治学说对拉克劳和莫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的核心概念“领导权”就直接来源于葛兰西。在一次访谈（1999年）中，鲍曼问拉克劳：如何评价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的关系？如果只从德里达、拉康、福柯这里汲取理论滋养而没有葛兰西的“恩惠”，会有后马克思主义吗？拉克劳不无动情地答道：“就‘后马克思主义’而论，答案非常简单：不，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说它不能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不过，那将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对于我们所喜爱的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至关重要，《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建构的所有基本范畴都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解构，而重新阐述、重新发挥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的作品的主旋律。”
在葛兰西看来，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简单的是经济结构的产物，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成分为取得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建构性过程中，某一历史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element）将其他意识形态素材“收编”、“缩合”，使得其他历史集团心甘情愿地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成分的从属性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具体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组织赞同（organization cosensus）的政治实践。葛兰西在建构历史集团时对政治的，尤其是思想的和道德的领导权的强调，脱离了关于以前的阶级之间或阶级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盟的思想。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关系优先于结构，而且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在意识形态的地形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本身被看作是一种物质实践，因而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被定义为对物质基础的反映。葛兰西把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确立其主导权的建构过程称之为领导权（hegemony）。领导权概念的意义重心在他那里，已不是普列汉诺夫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对其同盟——农民的领导权，而是道德上、思想上、知识上的领导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直接将葛兰西的“hegemony”译为“文化领导权”。
在《狱中杂记》中，葛兰西对社会主义没有在西方国家取得胜利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省，得出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不同于东方落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结构的结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文化领导权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压迫-反抗的单一关系，文化领导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争斗过程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做出的妥协与让步。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中蕴藏着极其珍贵的超越阶级还原论的思想酵母。在葛兰西那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也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必然具有阶级归属，社会阶级并不必然具有一个意识形态范型。基于对葛兰西的这种解读，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存在着非阶级的中立性的意识形态因素。用他们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意识形态因素的接合原则（articulative principle）造就了具体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所谓接合（articulation）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组成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话语聚合在一起从而“造就”出一个有机的具体意识形态的方式，由于具体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也就是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取得主导权的过程，所以，接合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有效构建领导权的方式。
2.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结构理论的研究，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并认为早期的马克思思想是不成熟的，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而后期的著作则代表了马克思成熟期的思想，属于“科学”的领域。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
拉克劳与莫菲感兴趣的是阿尔都塞对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意识”及其结构思想的研究，这一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它对理解拉克劳与莫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阶级”和“革命”的理论分析及其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拉克劳与莫菲在构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时所使用的工具——话语理论的维度和范围方面，借取了阿尔都塞关于“一切实践都在意识形态之中并通过意识形态进行”的观点，认为话语构成了领导权接合的全部领域，并不存在福柯所说的话语与非话语（between the diseursive and the non-diseursive）的区别，一切都是话语，超话语（extra-discourse）或非话语（ex-discourse）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拉克劳与莫菲拒绝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是为了彻底颠覆隐含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概念中表象主义症结，从而根除“本质”的“病灶”，使领导权接合完全在“话语平面”上运作。然而，阿尔都塞的话语将反本质主义和本质主义并置，坚持政治最终为经济所决定的观点，可以说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这个理论实际上与多元决定论无法兼容。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话语的统一性不取决于各种要素内在的逻辑连贯性，也不取决于主体的先验同一性，也不在于经验的类同性，恰恰是不同的话语成分的差异性位点（point）构成的不规则性本身成为具体话语的统一原则。拉克劳与莫菲坚持“分散”本身建构了话语统一性，意在瓦解本质主义的同一性逻辑，使领导权接合在多元、异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
3.德里达的解构思想
德里达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存在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人们归根结底总要认定某种语言表达的最终的真实，即对‘逻辑’的认同。”“解构一方面，意味着突破原有的系统，打破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原和中心，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然后再将原有因素与外在的因素自由组合，并使它产生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网络。”[4]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读就是从将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化”、将解构主义经典化开始的。他自认为肩负着解构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场哲学的使命。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在他看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过程，而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西方所有经典中（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寻找颠覆性互文符码的游戏。在“解构”式的解读中，德里达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毋宁说它是对于某种解放或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5]从解构出发，非决定性概念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德里达著作中所表明的，如果非决定性渗透到先前一直被视为由结构决定控制的领域，那么人们就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领域的决定论。偶然性的更深层面需要的是领导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另一种言说方式，再激活的因素意味的不过是重新找回政治机构的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身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源泉和动机。但是，与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并不只是进行解构性的“破坏”工作，认为社会完全是破碎的、断裂的，相反，他们认为其所要建构的社会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应该建立在“民主、多元和开放”的氛围之下，这一氛围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激进、多元、民主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土壤。因此，社会主义、激进民主和话语理论就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不可分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