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
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开创者，萨义德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使其具有不同于此前殖民主义批评的全新视角和批判力度。福柯的话语理论是萨义德东方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倘若没有福柯关于话语和话语构成的概念，关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的讨论，关于表述总是受到它所寓于其内的权力体系的影响的观点，萨义德的研究将是无法想象的。”[79]即便是对萨义德持批评态度的萨达尔也认为，尽管萨义德并没有提出关于东方主义的新问题，但他“通过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文化批评，对东方主义批评进行重新定位”，[80]这一点正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萨义德首先从三个层面对“东方学（Orientalism）”一词作出界定：其一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其二是更为宽泛的含义，指以东方和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第三层含义指“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正是在此，萨义德发现了福柯的话语观作为分析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意义，“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81]将东方主义视为话语意味着萨义德所关注的只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建构出来的东方，真正的东方是否存在、它与东方学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他要研究的主题。在他看来，东方始终是一个“人为建构体”，是一种话语建构，它“存在”于关于东方的话语之中。此外，萨义德借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来解释东方学传统中的“文本性的态度”，文本往往比它所描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因此，人们拒绝与现实直接接触而去求助于文本的权威，“这样的文本不仅能创造知识，而且能创造它们似乎想描写的那种现实，这一知识和现实会渐渐累积形成一种传统，或者如米歇尔·福柯所言，一种话语，对从这一传统或话语中产生的文本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这一传统或话语的物质在场或力量，而不是某一特定作者的创造性。”[82]描写东方的文本创造出“静默无语”的东方，在被给定的形象或描述面前东方无力抵抗，这固然与西方强大的文化力量及其支配东方的愿望密切相关，更是因为东方学话语赋予西方“书写者”力量，使他们对东方的书写具有现实性。其结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始终只存在着单向的交流和沟通，东方学话语在仅仅从文本上理解、界定东方到把这些行为实际应用于东方这一“荒谬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萨义德认为：对观念、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或研究必须同时研究贯穿其间的力量关系，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影响着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在他看来，对这种力量关系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权力结构”。在此，他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延伸到对西方和非西方关系之中，指出西方和东方之间在根本上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83]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并不与“粗俗的政治权力”直接对应，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84]。不仅如此，它的发展与演变也受制于这一交换过程，除了殖民或帝国政府机构这样的政治权力之外，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还包括起支配作用的学术权力、文化权力以及道德权力。萨义德在福柯的话语理论和东方学之间找到了显著的“平行关系”，作为话语的东方学正如福柯对话语的界定部样，尽管由符号构成，但它所做的却不只是使用这些符号来指称事物。东方学话语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对“我们的”印欧语系语言和“他们的”闪米特语言作出区分并使前者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东方主义对被指定为‘东方’的一切物事、一切人都有控制生和死，在场和缺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权力。”[85]东方学话语始终凌驾于东方之上，它总是将东方生活中的具体细节人为地提升为关于东方本质的普遍证据，对于它所描述、界定的东方具有某种权力和权威。
萨义德指出，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有着深刻的洞见，他们认为欧洲话语的确证权力与其“对非欧洲、非白人的一切所不断施加的力量”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86]在福柯那里，权力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它不仅仅意味着排斥、禁止与压制，而是具有生产性，它不仅生产出客体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也生产出现实。萨义德显然认同于权力的这种生产功能，因此他特别对自己在《东方学》中的整个论点做出说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之所以能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就在于它“对于作家、思想家的内在控制不是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87]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讨论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揭示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为了西方国家的‘权力’利益而构造了一个东方‘知识’和‘权力-知识’关系体系”。[88] 在欧洲文化通过东方学话语以各种方式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过程中，它能从作为“替代物”或“潜在自我”的东方他者那里获得力量和自我身份的确认。在此过程中，东方学作为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日渐成为普遍认可的“过滤框架”，任何与东方相关的细节都必须经由这一框架的过滤方能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与此同时，东方学的观念也日渐扩散到一般文化之中并不断促成新的观念的产生。
19世纪众多学者的学术著作和作家的想象性作品使东方学这一“知识体”以越来越清晰、详细和实体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萨义德将这一知识体区分为“隐伏的东方学”和“显在的东方学”，前者指代“作为东方主义‘深层结构’的政治定位和权力意志，这种权力被设想一直存在于话语之中”[89]，后者则是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历史等诸方面的明确陈述和表面细节，关于东方知识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可以在现在的东方学中显现出来。所有书写东方的作家都认为西方需要关注、重构并拯救东方，因为在他们看来，东方始终集“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90]于一身。萨义德从福柯权力与知识的角度出发，认为东方学家与东方之间构成一种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书写者具有观察、研究东方的权力，而东方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考察，甚至连其自身的知识也需要由书写者提供。这种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力关系从来不曾改变，“它总是毫无例外地朝有利于东方学家的方向发展。研究、理解、知识、评价披着‘和谐’的甜蜜外衣——是这一征服行为的工具。”[91]在萨义德看来，福柯所论述的真正主题在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的分析有赖于权力战术与策略。在此意义上，文化应被视为一个“规训体”，它所具有的知识的有效力量与权力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做出展望时，萨义德指出最为重要的任务或许是“进行可以取代东方学的新的研究，以从自由的、非压制或非操纵的角度研究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92]，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重新思考知识与权力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