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语言观：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索绪尔以其独创性的语言研究方法论使语言学成为面目一新的独立学科，进而促成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诞生。索绪尔对于语言研究的着眼点首先在于构成语言“基本材料”的辨析，而非“超验范围的思辨”，^[3]回到基础，就意味着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勘定。由于语言现象具有复杂的二重性：物理与生理，物质与心理，个人与社会，共时与历时两个关系项，它们互相对应、互为价值，因此，语言理论的首要任务便是“清理我们身上最早的区分”，^[4]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的区分，在索绪尔看来，这是建立言语活动理论的“第一条分岔路”，^[5]言语活动的整体并非是同质的，把语言和言语联合起来只能是幻想，这两条路必须分开走。

区分语言和言语即是把“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6]首先，“社会性”是一种最确切的划定言语和语言区别的途径。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言语机能“所釆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7]是“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只能凭借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契约而存在；而言语则是言语活动中的个人部分，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包括说话者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个人思想的各种组合以及使这些组合有可能得以表现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8]其次，语言是每一个说话者所依赖的共同体系和规约，个人的言语机能只有借助于“集体所创造和提供的工具”才能行使，言语要想被人理解并产生一定的作用，语言必不可少。因此，在言语活动中语言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语言能使言语活动成为“统一体”。在言语活动中，尽管语言和言语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本质上判然有别，语言是第一性的，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本质的，而言语的表现是个人的、暂时的。由此，考察言语的最佳途径是把语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9]在此前提下，“言语活动中其他一切构成言语的要素都会自动来归附于”^[10]语言的语言学这门科学，正是在这种归附与从属的关系中，只有与言语分离开的语言才是语言学既完整又具体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确立语言的研究对象。在语言和言语的分岔路上，索绪尔坚定地选择了“语言的阵地”，把语言作为一套系统的分类原则，一种“自然的秩序”，引入言语活动这个“异质”的整体中，从而使语言学获得了科学的身份。作为形式系统的语言，因为其封闭自律的本质成为能够加以科学地分析解释的唯一对象，而对个体的、具体的言语的关注则会使语言学陷入“令人绝望的混乱”。^[11]语言学研究的重心并非个别的言语现象，而是在其背后潜在的、客观的规则体系和符号结构，即语言。

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所做的区分，它不仅提供了“人类言语科学的理论基础”，^[12]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介入使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成为可能。结构主义将言语从属于语言，对语言的关注具有根本的排他性，其核心是“一种意欲发现支撑人类一切社会与文化实践并成为其基础的符码、规则、体系的科学雄心”。^[13]然而，结构主义的科学梦想毕竟是虚幻的，这种区分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语言学家脱离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不能被简化为只有形式因素的封闭系统，对语言形式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对实际运用中的“互动的和对话的语言特征”的忽视，即忽视“在现实情况中，不同类型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中起作用的语言”。^[14]

然而，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另一个后果：说话主体的缺席。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15]，不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社会事实的语言不会在任何个体中确立起来，因为在任何个体情景下，储存在人们头脑中的语言宝库都无法呈现为“绝对完成之物”。相反的，语言“竭力避开个体，它不可能成为个体的创造物”，^[16]因为语言在本质上是社会之物，它以集体为前提。在索绪尔看来，个体自身无法创造语言，更无力改变语言。在语言学的科学视野里，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即语言＝言语活动－言语，言语行为连同其中说话的主体都要被排除在外，主体因而成了“形式主义化约的牺牲品”，“被化约成了无意义之物而被毫不含糊地抛弃了。”^[17]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二分法中的这些局限和盲点为此后致力于话语的早期理论规划的研究者们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提供了可以突破、超越的空间和契机，“使社会政治分析的话语路径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