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惯习、场域理论贡献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不是像结构主义理解的那样是由僵化不变的结构决定的，而是具有策略性、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所以他运用惯习概念科学地解释了行为与结构、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使实践具有了新颖、深刻的内涵。
（一）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既不像客观主义认为的行为仅仅是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应，也不像主观主义认为的行为是“某种自觉的意图的刻意盘算、苦心追求，描绘成某种良知自觉之心，通过理性的盘算，自由地筹划着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66]。惯习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习性的概念解释了下列事实，即社会行动者既不是由外部起因决定的物质粒子，也不是执行一种完全理性的内部行动计划的，只受内部原因引导的单子。”[67]布迪厄一方面使自己的惯习理论区别于客观主义的行为观，因为他并不把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单单看成是对社会客观结构及外在限制的被动的和机械的反应，而是在兼顾社会结构限定性的同时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惯习理论也不像主观主义行动理论那样把行动视为社会行动者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强调惯习作为“实践形式和表象的生成及结构化原则”所具有的自动性、本能性和非反思性等特征。[68] “从黑格尔的精神（ethos），到胡塞尔的习惯性（habitualitat），到莫斯的素性（hexis），所有那些在我之前使用这一古老用语或类似概念的人，都受到与我相似的理论意旨的启发（尽管他们并不总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这种理论意旨就是既要摆脱主体哲学的阴影，又不抛弃行动者；既要克服结构哲学的束缚，又不忽略结构作用于行动者且通过行动者体现出来的各种效应。”[69]惯习虽然存在于每个行动者之中，但并不是纯主观的，惯习是经过历史的陶冶，社会文化制度的锤炼，内化于人自身的生成性结构，具有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惯习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社会历史条件形塑的结构，惯习具有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能够经营场域及社会条件，时刻重新塑造着自己。惯习是联结主观与客观的桥梁，行动者的生存及其创造活动受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反过来行动者以自身的惯习又改变、创造社会现实，再生产了社会结构。
（二）对实践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在实践理论方面，布迪厄与其他哲学家不同。布迪厄的实践论不同于黑格尔的实践论。黑格尔的实践超越了具体的实践，超越了时空和历史，不具有真实生活中实践的丰富性和现实性，只是绝对理性的永恒逻辑运行所展开的实践。布迪厄的实践也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实践主体进行的改造与征服自然的活动，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主体具有创造性、目的性，因而实践是有高度自觉性的理性选择过程。布迪厄的实践是日常生活实践，是行动者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基础。“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的’，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成自己的准则。客观主义把行动理解成‘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应，而主观主义则把行动描绘成某种自觉的意图的刻意盘算、苦心追求，描绘成某种良知自觉之心，通过理性的盘算，自由地筹划着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从一开始就想摆脱这两种思路，以便说明在最细微、最平凡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实践活动——比如各种仪式、婚姻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经济行为等等。”[70]布迪厄的实践是我们生活中从事的一切活动，哪怕是最微小的活动也是实践。
与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提出了实践的模糊性、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实践并非是在意识的前提下活动的，大多数时候是受“前理性”或“前逻辑”支配的，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已经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学习获得一系列的实践能力，这些成为每个人不选择的选择，最自然不过的过程，人们从未深思过这种实践过程，对生活不加思索。所以，仅从逻辑或理性层面来解释实践不是真正的实践活动。“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实践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是在社会中建构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71]
“‘实践感’在前对象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在我们设想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那种社会感受性就已经在引导我们的行动。通过自发地预见所在世界的内在倾向，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而加以构建。”[72]这种“实践感”是以惯习为基础的，正是因为行动者自身所具有的惯习才使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这种“实践感”。可以说实践活动就是惯习的产物。这体现出实践的不可言说和多变的可能性。实践感的提出丰富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布迪厄曾经用橄榄球比赛解释实践感和惯习理论。球员们在迅速变化的球场上，不可能经过逻辑推论之后才采取行动，而是凭自己的感觉按游戏规则快速行动，没有思考的闲暇，这种没有明确意识与目的的行为就是“实践感”，这种“前理性”的实践感的基础就是“惯习”，不是仅仅由感觉控制的行动，惯习使实践感具有预见性和引导性，从而迅速作出反映建构周围世界。惯习是行动者实践活动形成的，反过来，惯习又作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惯习，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无法传承，社会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行。实践调节惯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经过行动者的实践，惯习才被创造出来，反过来，由实践产生出来的惯习创造了新的社会现实。布迪厄从实践出发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超越各种二元对立，跨越各种支离破碎的学科断片建构“总体性的社会事实”，通过实践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行动者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社会总体。
（三）布迪厄惯习、资本、场域理论为我们反思现代社会提供了理论根基
1.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现代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布迪厄认为，“阶级的身份是通过‘关系’建构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现存的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性质。”[73]布迪厄特别吸收了韦伯的阶级与身份群体的思想。“对韦伯来说，阶级的概念是一个统计学的建构，用以描述一个人在生活机会的分配中的市场处境，而身份群体的概念则相反，指的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真实的社会群体。”[74]布迪厄把这两个概念整合为他的阶级理论。他认为，阶级主要是由一个群体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这一群体所拥有的财产，同时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与非物质的存在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阶级。“这一对社会阶级与身份之间关系的重新阐述使得布迪厄能够把文化、趣味、生活方式指标等综合进一种社会-阶级的框架中。”[75]布迪厄认为：首先阶级是在想象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的，社会空间就是充满权力关系的空间，任何想进入空间的行动者都被迫认同这一空间所遵循的潜在原则，并交纳进入这一空间所需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他对社会空间的设想使阶级理论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倾向，即对阶级的精确界定。布迪厄的阶级概念是通过描述其所具有的各种特征与性质来界定的，不是依据某个或某些特征来界定的，而是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社会阶级不是通过一种特征界定的，也不是通过各种特征的综合（性别、年龄、社会出身、种族背景，收入、教育水平等）界定的，甚至也不是通过从一种基本的特征（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开始排列的一系列的特征界定的，而是通过所有相关的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构界定的，这种结构把它的特殊的价值赋予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赋予它们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76]
布迪厄把社会抽象为一个社会空间或社会阶级场域，在其中由资本总量与资本类型构成了一个二维空间，它将资本总量作为纵轴，将资本类型（经济资本较多而文化资本较少，或者文化资本较多而经济资本较少等等）作为横轴围成的二维空间来表现资本的分配状况，从而将这一社会空间划分成了具有不同资本总量与资本类型的多元空间。他的这一划分让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资本数量与类型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阶级。[77]由此他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资本总量的差异界定着总体的三个层次分化结构，它包括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78]布迪厄与前人的不同之处是发现了决定阶级差异的内在因素——惯习，并且这一因素使社会阶级保持稳定，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布迪厄认为阶级是“具有相同惯习的生物性个体组成的群体”。[79]阶级不是只在生产关系中形成的，“社会阶级不是只依据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界定的，而是依据与那个地位具有‘正常’关系（即带有高度的统计学概率）的阶级惯习界定的。”[80]人们要保持自己的惯习，也就是在保持自己现有的阶级处境，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惯习使自己得以永存的倾向就是使某一特殊的身份得以永存的倾向。”[81]已经扎根于我们身体中的惯习很难变化，我们的阶级惯习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我们的阶级地位很难变化。即使通过勤奋努力积累了较多的经济资本，但已形成的惯习使我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生活。
阶级结构形成后，内化为人们独特的阶级惯习，每个阶级带着自己特有的惯习实践不同的生活方式，选择不同的消费模式，进行不同的文化教育，从而表明与其他阶级之间的距离，使阶级的区隔得以稳固。“每种习性都体现了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把自己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加以分类和排序的符号区分（比如高／低／贫／富等）。”[82]虽然人们的消费品味与接受教育等很多方面是受个人经济情况的影响，但布迪厄认为这是由惯习调节的。“收入常常被赋予一种因果的有效性，只有当收入与收入所产生的惯习相联系的时候，这种因果的有效性才实际存在。”[83]每个人都会由于个人的进步程度而使自己的财富与地位有所变化，阶级是否也会变化呢？不同的阶级或同一个阶级内的不同成员具有不同的惯习，这种不同惯习反映出不同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三种可能的社会轨迹：向上的运动、向下的运动以及维持原状”[84]。向上的运动给人们以乐观主义的态度，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向下的运动给人以悲观的态度，使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这样一来，阶级轨迹的变化就内化到了人们的阶级惯习之中。外在的社会流动就内化到了人们的心灵中，积淀成为人们的阶级惯习，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2.布迪厄的惯习为我们考察人们生活方式与品味区隔提供了新视角
布迪厄将社会划分成了不同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品味，生活方式和品味都是一种实践，是由个人惯习所形成的偏好或喜好。品味还是一种形成“区分”的手段，是身份的表达，人们往往通过消费活动所蕴涵的文化风格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体现出同一群体的品味，品味使趣味相同、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合在一起而区别于与自己品味不同的人。各个阶级之间的品味的竞争是不断的，统治阶级还把自己的品味与生活方式作为标准强加于人。“阶级状况方面的这些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相互分化的阶级习性，而这种习性又反过来生产出生活方式的差异。”[85]处于统治阶级的人拥有大量资本，不必为生计忙碌，享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去形成他们对服饰、工具娱乐、饮食等的品味，铸成统治阶级的品味。与之相对的工人阶级具有很少的资本，大部分时间都得用来工作以便谋生，他们对生活各方面的品味只是出于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所以经济实惠的消费与娱乐方式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由于资本数量处于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所以他们的品味在根本上具有矛盾性，既鄙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又没有丰富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去追求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展示的是“节俭、进取、算计，以及与对财产的持久焦虑联系在一起的占有欲，”[86]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品味。统治阶层的品味往往被视为“合法”的品味，被公认为高贵的品味。中下阶层总是试图模仿或获得这种品味。“每一种品味都聚集和分割着人群，品味是与一个特定阶级存在条件相联系的规定性产物，聚集着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条件的产物的人，并决定对他们与其他人来说所能具有的所有东西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就以此来对自己进行分类，同时也被其他人进行分类。”[87]虽然经济因素直接决定了统治阶级极为富足，可以选择满足生活需要之外的审美需要，但这种经济制约的因素已经转化为惯习了，“拥有百万资产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像百万富翁那样生活，暴发户常常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知道，被他们看作是应受谴责的浪费挥霍，在其新的环境中不过是基本必需品的扩展”。由于惯习具有持久性，一旦扎根很难在短时间内变化，即使由于某种原因突然发生了改变，但是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潜在地影响我们。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即使一个富家子弟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他仍然不能像穷人那样节俭地生活，一旦挣到钱就会像以前那样消费。即使同一个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生活方式会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在四年的共同生活中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人的品味的形成与惯习是密不可分的，即使形成品味的经济及文化背景改变了，由于惯习的原因，人的品味也不会立刻改变。
统治阶级的品味很多来自知识与才能的积累，工人阶级也承认那是高雅的品味，并希望得到它。所以，统治阶级的品味往往被视为合法的品味。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处于竭力效仿统治阶级，而避免认同工人阶级的品味这种矛盾性之中呢？这是由中产阶级的惯习所决定的，“禁欲的、严格的、拘泥的、精于各种形式的算计。”[88]这种惯习使他们与统治阶级那种“铺张夸耀、大把花钱、慷慨大度”[89]不同，也与工人阶级的节俭进取的惯习不同。
惯习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品味都是有联系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品味，“我们提惯习，就是认为所谓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90]惯习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心态结构，中国大多数人享受不了西方的交响乐，西方人也听不懂中国的京剧就是这个原因。
3.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分析文化再生产提供了借鉴
在社会领域，人们由于占有的资本的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的阶级，生活于不同阶级的人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品味。是什么让阶级与阶级中的人们世代保持他们的地位以及生活方式与品味的惯习呢？布迪厄认为是最为神圣的知识殿堂——学校教育系统。作为一方净土的学校虽然承认所有人的地位平等，可是进入学校中的学生本是来自不同的阶级，这样学校恰恰认同与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与统治阶级文化相符合的，因而统治阶级的孩子更容易得高分，从而确保了其统治地位。这种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就是由看似公平的学校完成的，无论是阶级的形成，还是生活方式的沿袭，还是文化资本的传承都渗透着惯习的作用。
布迪厄认为，必须从文化的视角解读阶级的结构与形成各自不同品味的原因，他认为像某些人具有经济资本那样，一些人也具有文化资本。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91]“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② 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书、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92]很多人认为缺少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勤奋学习获得文凭从而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实现社会流动。布迪厄认为这种想法忽视了受教育者不仅受到其家庭中经济收入的影响，文化资本的传承也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所获得的丰厚的文化资本对于他未来文化资本的积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与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养成，行为举止、饮食习惯、服饰言语等日常生活细节都透露出他的家庭出身。无论怎样掩饰，都无法遮盖家庭出身已经成为他身体中一部分的印痕，他从家庭传承的这一切，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无意识地、潜移默化地铸造了他的个性与人生。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还通过最重要的地方——学校教育系统进行传承。学校教育系统控制着文化资本的生产、传递和转换，是社会无意识的支配社会地位、形塑重要机制，隐蔽地再生产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学校教育认可的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学校欣赏的语言模式也是统治阶级的语言惯用语，对于农民、工人阶级的孩子只有通过刻苦的努力才能掌握的语言风格、词藻、品味、爱好，而这些对于统治阶级的子女来说，只是他们的语言风格和生活习惯，根本不需要刻意地去学习。
布迪厄用符号暴力来说明统治阶级是如何实现其特权地位的代际传递的，符号暴力就是由语言、文化、思想和观念所组成的，以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形式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顺从，最终实现统治。符号暴力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完成的。统治阶级通过表面公正的学校教育来宣告自己文化的合法性，把他们的语言、意义和符号体系强加到其他人身上，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教育不仅传输知识与技能还传输一种身份文化，它告诉人们统治阶级的文化才是正统文化，是值得追求的文化。另外，学校教育传授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渗透到我们的体内，成为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它是统治我们的符号性工具。当我们接受了所谓的合法化、民主化的思想时，实际上我们认同了无意识架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所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学校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在《再生产》一书中，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存、灌输、神化”一种文化遗产的作用，从而保持了社会阶级的现有地位。
布迪厄认为教育工作是一种灌输工作，它提供一种持续性培养，使接受教育的人把教育内容内化为一种惯习。名牌大学的教育就是要培养统治阶级的惯习。名牌大学选择具有统治阶级惯习的人，进一步培养或强化其所具有的统治阶级的惯习。一个人只有学会了统治阶级的惯习，并把这种惯习内化于自己的心灵中，才能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
人们在进行教育选择的时候，往往会无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惯习去选择。显然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经过理性计算选择的结果，但是，无论他多么理智地冥思苦想，最终都逃不过惯习对他的束缚。具有相同阶级背景的人们具有相似的惯习，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相似的教育机构，从而更加稳固了他们的惯习。青少年面对继续升学、辍学以及专业方面的选择，都受到惯习的限制和支配。他们在作出任何选择时都深受家庭所属的阶级状况的影响。所以，那些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都处于弱势的子女对自己的信心不足，缺乏强烈的高等教育的要求，家庭对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他们往往会自愿放弃机会，或只选择一些虽需大学学历，但出路差，地位和收入较低的职业。而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则享有理所当然的远大志向，他们的家庭对他们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并且他们也能得到家庭各方面的持续支持，最终完成学业。正因为惯习的存在，“精英学校”场域才得以形成。教育场域和权力场域的等级同型性使得有的人可能利用文化资源，尤其是知识分类、资格差别和招生过程来维护其政治和社会权力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已经代替门庭、宗教和直接政治、经济背景，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机制。[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