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莫菲理论的局限性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与误读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过分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西方部分右翼学者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论调，承认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脱节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被宣布为很少或干脆无助于说明社会，甚至或许成了改造社会的一种障碍。”[37]综观拉克劳与莫菲的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暗合的前提：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个新的开端，也不是理论化的出路，而是对失败的承认。
由于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观点或结论，或在19世纪所做出的某些具体的理论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必须根据新形势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加以总结，从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与时俱进”。例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暴力革命的预测，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对这一预测失败的重新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重新评价问题。而“后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敏锐的理论洞见力。因为对马克思有关革命理论预言的重新思考，必然要涉及到革命的主体，以及当代社会中社会行为主体的身份及其变化；而引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20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以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的扩张趋势。但令人遗憾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显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进行批判解构，而是力图推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这一点令人难以苟同，也是必须要加以批判的。我们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我们不必拘泥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是要取其所长，在新形势下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应当成为时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严重误读。贝斯特和凯尔纳说：“正如格拉斯和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38]这具体地表现在：第一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本质主义是错误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发展、变化和联系，它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不相信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不相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本质主义”概念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用法中，其含义十分混乱。正如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一样，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就有多少反本质主义的主张。后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正是反本质主义立场把他们与后现代主义整合在一起。后马克思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是反还原论，即反总体性、反普遍主体、反目的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现象不具有固定的统一性和主体性，否则会导致凝固的总体性的后果，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文化关系都不例外。反本质主义论者认为，人们不是社会决定论的产物，人们是建构和正在建构的产物，是相对的、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依赖我们的话语而存在，整个世界处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事物内部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必然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就是事物的本质。现象和本质是事物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是包含着偶然性的必然性，是辩证的“本质主义”。事物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事物的本质凝固化，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观。而“后马克思主义”从形而上学片面立场出发，只承认偶然性，否定必然性，只承认特殊性，否定普遍性，只承认差异性，否定统一性，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只能陷入一种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之中。
我们必须厘清“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尽管拉克劳与莫菲声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一个新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比拟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最后，我们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其特征就是视域的扩大。同样，非欧几何学并没有否定欧几里得几何学，相反却把它视为更大选择空间中的特殊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必须被视为更广阔的可能话语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39]就此点论，我们并不能赞同拉克劳与莫菲的结论。众所周知，非欧几何对古典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否定，的确是空间和视域的扩大使然；但如果使非欧几何的应用条件重新回到欧几里得的条件之下，那么，欧几里得则是完全成立的。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假如把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一些结论重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的条件和视域之内，其结论能成立吗？显然，对此问题的回答绝非像拉克劳与莫菲所设想的那样简单明了，其答案很可能也是否定性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遭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都被它解构和摧毁了。这样，如果我们仍然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入马克思主义之列，那我们又有什么根据呢？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加以革新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个别结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等基本理论观点在当前社会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与莫菲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根本所在。
（二）话语理论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难
拉克劳与莫菲将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表述为能够承认非阶级关系和斗争的不可化约的意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那种历史主义（它的踪迹甚至可以在当代非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发现）的批判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我们把后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仅仅是对这种历史主义所造成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危险的批判性克服，那么，他们的观点就是完全可以接纳的。然而，他们的论证存在着两个困难，一个是方法论上的，一个是实质上的，这两个困难表明了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简言之，拉克劳与莫菲没能认识到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优点，也没有认识到足够朴实的马克思主义所能提供的对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作的结构性说明的不可或缺性。
首先，他们话语理论的困难是关于社会生活中因果关系性质的真正歧义性。拉克劳与莫菲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形式时，坚持提出一种与因果关系相对立的、对社会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和话语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暗示着对社会关系的因果分析与承认社会关系从历史上讲的可争议性及偶然性质的不相容。他们认为：“在物理-自然的因果关系类型中，我们认为并没有什么意义的各种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事件都有意义，为了理解社会事件，我们不诉诸任何物理因果性，但是，我们必得理解它的意义——这一事件所表示的各种关系的总体。这些意义上，话语这一概念与社会生活这个概念是一样大的，为了从事政治，我们需要进行选择，这就是说，一种其结果是开放性的情境，它依赖于各种对抗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与社会对抗的话语概念是相容的，但与因果论的对抗是不相容的。”
在这里，他们仅仅预想了两种相反性质的可能性，或者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主义，或者是抛弃科学的因果性分析。当然，他们没能看到的是，对因果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解同世界的开放性是完全相容的，社会结构的现实主义概念是以结构和作用力的双重性为前提，而不是以结构和作用力的二元论为前提。在坚持社会身份的话语性质、承认理论本身的话语性质时，他们似乎接近于巴斯卡称之为“认识谬误”的东西——相信我们的理论工具构成了世界。在他们的叙述中并没说清楚，我们的话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民主）在形成社会身份和行动上是怎样起决定作用的，或者反过来说，在社会生活中是否也存在起作用的真正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既设定了局限也为我们的社会政治活动（包括我们的话语干预）提供了条件。例如，他们颇有说服力地证明，在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身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这取决于“必然的”这个词作何种理解。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可预言的”或“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的观点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因果性的”或“确定的”，那么，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拉克劳与莫菲确实赞同话语的活动和言述的活动是确定的，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承认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上的实际决定因素。工人们也许确实赞同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并且他们不一定必然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作为工人，他们的结构性地位在形成这一身份的过程中难道不起作用吗？工人的身份具有无限大的可塑性吗？在他们的论证中确实有一些地方，拉克劳与莫菲听起来几乎是休谟主义者，比如，他们争辩说：“在此我们正面对诸多偶然性关系，我们得确定它们的性质。”被他们贴上“本质主义”的标签的不仅是各种历史决定论，任何把社会现实视为固定的或者有结构的观点也被贴上了本质主义的标签。[40]工人或许并不必然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是工人，不管他们怎样主观地解释这一事实；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是工人才使得把他们认同为社会主义者的可能性比认同为懦夫的可能性更大吗？更具体地说，难道不正是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现实才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地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某种政治要求吗？难道不正是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现实使他们在追求这些利益的过程中被授予了权力或受到了局限吗？简而言之，拉克劳与莫菲走得太远了。因为他们拒斥的不仅仅是那些难以置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还原论变种，而且也拒绝对社会生活本身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关于“结构性局限”，他们写道，它们按“接合”实践运作，他们承认社会身份并不是无限可塑的，社会结构起着某种明确的作用。他们甚至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一边批判“物理-自然类型的因果关系”概念，一边又在对这一“因果性”的限定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或许有另外的更加适合的因果关系概念。但这在他们的论证中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点同样存在于所有那些具有其他的还原论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中，也存在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作品中以及它的具有特色的唯心主义的“语言潜越”中。[41]
其次，他们话语理论的困难在于：他们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的确切意义缺乏明晰性。在他们看来，就马克思主义断言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首要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在“现实存在的”形式中）代表了如此一种理论。然而，对首要性论点的拒斥一定要抛弃任何旨在揭露各种社会关系及其对抗作用之间的联系的尝试吗？拉克劳与莫菲承认，在不同对抗形式之间，比如，在性别歧视行为与种族主义做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分割；他们声称通过“领导权”话语，使不同的对抗形式之间的联系突显出来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认为这可能有助于促成共同意义的构成以及妇女与从属性的种族团体之间的行动计划的产生。但是，这些联系仅仅是政治话语介入的效能吗？要不然，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做法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结构性的联系？这些联系既是批判的理论分析的对象又是可能的实际政治联合的“场所”？
（三）话语理论政治含义批判
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体现了一种先验论的哲学立场，因为，他们主张话语决定客体存在，而不是客体存在决定话语，是话语建构主体，而不是主体建构话语。但是，拉克劳认为，他们的话语理论和古典先验论哲学存在着重要区别。首先，古典先验论把可能性的条件看成是非历史的和单一的，而话语理论坚持话语的历史性和多样性；其次，古典先验论坚持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把这一主体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而话语理论解构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取消了主体这一在索绪尔和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概念；最后，话语理论并不否定话语之外客观对象的存在，只是认为话语之外存在的客观对象毫无意义，只有话语建构起来的客体，进入话语的客体才有意义。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的基本立场可表述如下：人们的认识和语言行为只有在特定的已建立起来的话语中才具有意义，这种已建立起来的话语具有不同的结构，这些结构随着时间而变化，是历史的、多元的。
马克思主义和这种话语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是社会决定话语还是话语决定社会？拉克劳与莫菲坚持认为“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是由单一原则和中心组织起来的总体性。社会是一个无中心，不能完全被封闭，多元决定的话语领域。他们同意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提出的观点：“中心没有天赋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焦点，而是一个功能，一种非焦点，在其中无限多的符号在进行着替代。这是语言对普遍性问题的侵袭，在这个中心和起源缺席的时候，每件事都变成了话语，这使我们对这一词形成共识。也就是说，在体系、起源、超越性所指中表现的中心，从来不在绝对性差异体系之间出场，超越性所指的不在场无限制地扩展了意义领域和游戏场所。”[42]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德里达的话语概念和他们的理解的话语概念非常接近，德里达在与他们文本一致的意义上概括了话语概念。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哲学取向就是为了解构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证明社会的封闭性与客观性的不可能性。
拉克劳与莫菲为了消除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他们把社会归结为话语。用话语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把传统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范畴消解为话语。拉克劳与莫菲说：“规范认识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克劳与莫菲为了解构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观，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用话语论证了“社会的不可能性”。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社会不是由经济决定的，社会不具备外在的“客观性”以及客观规律，社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无中心的，政治是社会边界，是由话语建构的。多元性的差异话语建构了政治，政治不是社会的增补，政治是社会的本质。话语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多元性、偶然性、建构性，因此，话语理论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必然性、总体性、确定性等范畴对立的。他们把社会归结为话语的目的是要说明，社会不是由统一的逻辑建构起的总体性，话语是由差异逻辑支配的，话语建构的社会是多元的，只能被领导权暂时缝合。话语是对统一性的否定而不是追求总体化，那些不能被接合的话语要素造成了总体性的破裂，构成了社会被完全缝合的不可能性。偶然性产生的碎片是对总体性的否定，差异关系而不是整体性的关系，是话语理论关注的核心。
话语理论的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有两个内在矛盾：一是它在否定经济决定社会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社会，把经济是社会的本质置换成了话语是社会的本质；二是它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论，把经济对社会的建构作用置换为话语，是用话语还原论代替经济还原论。拉克劳与莫菲在否定了马克思的客观性社会总体观后，又坚持了一种话语把社会封闭起来的总体观。因此，他们的话语理论是一种话语本质主义，同他们所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总体化的立场相矛盾。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面对西方新社会运动与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显然不能很好地解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在新的形势下，“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观点。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是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要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加以解构，消除其本质主义、还原主义倾向，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理论完全建立在领导权理论和对社会、阶级概念解构的基础之上。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拉克劳与莫菲在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基础上，表达了对微观政治的诉求。他们承接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立场，进行了一系列的解构，意欲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逻辑的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
然而，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完全是消极的解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话语理论便是拉克劳和莫菲建构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话语”。“话语”成了阐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和理论参考。不仅如此，“话语”概念本身就标明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它一方面反对传统哲学的宏大叙事，消解近代理性的独断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微观的“话语”运作，来着手建构其多元激进的民主理论。
在话语理论中，主体并不是先于话语存在，而是通过话语获得自身的意义，不同的主体是由不同的话语建构的，主体与话语相互交织在一起。由于话语关系体系的构成是不同要素认同的结果，因此它是一种非封闭的、开放的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差异的话语要素也建构着差异的、多元的主体，话语实践就在社会关系里面，对社会客体的建构也是一种非封闭的、不断敞开的过程。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社会差异关系系统中所建立起来的领导权不是绝对唯一的，不是彻底地高高在上的，而是完全在多元对抗基础上各个要素的联合。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被排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主体，如环保生态、女权、学生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平等的多元主体的崛起。
总之，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认同了西方部分右翼学者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论调，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因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尽管拉克劳与莫菲声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一个新形态。
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不必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个别结论，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诸如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等基本理论观点在当前社会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不必拘泥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是要取其所长，在新形势下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时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
【注释】
[1]周凡，李惠彬.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7.
[2]［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3.
[3]［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
[4]赵光武，黄书进.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4.
[5]［法］德里达.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J］.读书，1997（2）：155- 156.
[6]［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4.
[7]［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4.
[8]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及其语境（下）［J］.河北学刊2005（5）：63- 70.
[9]［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52.
[10]［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56.
[11]［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67.
[12]［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13]［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仁［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社，2003：111.
[14]［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15]［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
[16]［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5.
[17]［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5.
[18]［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212.
[19]［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100.
[20]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49.
[21]［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100.
[22]［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0.
[23]［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06.
[24]［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M］.许宝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288.
[25]［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220.
[26]周凡，李惠彬.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51.
[27]［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12.
[28]［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6.
[29]［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4.
[30]［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4.
[31]［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社，2003：173.
[32]［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4.
[33]［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78.
[34]［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78.
[35]［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3.
[36]［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5- 9.
[37]［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53、262.
[38]［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52.
[39]［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166.
[40]［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6.
[41]Perry Anderson.In the TraCk Sof HI Storical Materialism［M］.Chieago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eagoPress，1984：40.
[42]［英］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