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场域、资本的相互联结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场域、资本概念联系在一起才能具有完全的意义，场域是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要使场域能够运作起来，场域中的行动者必须用惯习这种性情倾向系统和所占有的资本去投资特定的场域。另外，场域与场域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惯习建立了跨场域的潜在联系，惯习只有在特定的场域与相应的资本系统中才能运作。
布迪厄从阶级惯习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把“惯习”、“资本”、“场”三个中心概念相互联系起来，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惯习的产物，就像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惯习得以具体化。
（一）惯习-场域本体论的对应关系
布迪厄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的，行动者以特定的惯习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惯习与场域是分不开的，离开场域，惯习就没有存在的依据；离开惯习，场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何谓场域呢？“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47]不能把布迪厄的场域概念理解为僵死的、被分界物所分割的领域，场域是内含潜存的力量和富有生命的存在。场域是如何分化的呢？“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8]所以场域是一些“社会小世界”，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和文学场域等，每个场域都由固有的纽带联结起来，从而维系场域的运行。
场域与惯习是相互联系的，“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一种制约（conditioning）关系：场域塑造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隔或歧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是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49]惯习不是天生不变的，而是场域结构塑造的结果，行动者将外在环境内化而形成惯习。惯习和场域在生成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结构性的对应关系，所以这种双向关系使行动者的惯习与场域之间形成了“本体论的对应关系”（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社会现实经过性情倾向系统的过滤使外在约束变成自律，行动者不觉得这种限制是约束，“社会现实是双重的存在，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而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50]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不是完全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主体，也不是某个结构的附属，而社会世界也不是凝固的物，它们之间是相互生成的。行动者的惯习在其存在的场域中感到轻松自在，能够体会到场域中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当然，场域与惯习也并不总是那么对应，也有不适应不合拍的时候。布迪厄举了个例子说明这一状况，“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局面里，客观结构中的变迁过于迅猛，那些还保留着被以往结构形塑的心智结构的行动者就成了守旧落伍的家伙，所作所为也就有些不合时宜，目标宗旨也未免与潮流相悖；这么说吧，他们在虚无中徒劳地思想着，用着那些遗老的方式进行思考；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不合拍’。”[51]在某种程度上，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到国家变化的大事都存在这种不合拍的现象。
（二）以实践为中介的惯习、场域与资本
场域是充满力量的永恒斗争的场所，决定场域竞争胜败的因素就是资本，资本与场域是紧密相连的，资本是使场域充满博弈和斗争的力量，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不能发挥功能。资本存在于场域中，资本不仅是行动者在场域中活动的目标，同时也是行动者竞争的手段。“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52]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继承，但布迪厄强调了劳动的私人性，并把具体的劳动、资本与不同的场域相结合。正是通过具体的劳动，行动者通过实践占有各种资本，从而能够理解社会结构中社会生活的运行变化机制，这与古典经济学脱离场域和具体的劳动实践而谈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与劳动相比不那么抽象，具有现实性和丰富性。“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①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②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③社会资本，它是由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53]这些资本形态区别于马克思的只有一种资本，即经济资本，打破了一个维度的审视目光，而是具有多元维度的视角。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不同于赌博，因为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资本，赌博是一个碰运气的游戏，每个赌徒都面对着同样的输赢概率，机会是平等的，任何时刻你都可能创造财富，但也有失去前一时刻赚得的财富的可能，而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是历史的积累，这决定了行动者起点和竞争的不平等，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场域、惯习与资本之间，不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实践在哲学史上有不同的意义，布迪厄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实践呢？他的实践研究的是日常生活的普遍的实际行为，而后者往往有理论化的意味。他并没有给实践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实践的逻辑》中，他表述为：“实践在时间之中展现，并具有诸如不可逆性这样的全部相关属性，而这是共时化所摧毁的。实践的时间结构，亦即其节奏、速度，概而言之也就是其方向性，构成了实践的意义。”[54]他指出实践的重要特点是紧迫性，实践并不是按照理论指导的行动，由于它在当下时间中运行，具有指向未来的紧迫性，所以行动者面对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选择可能是无法预料的，由于现实的多种可能性，行动者也不能按照理论规划去行事。实践是如何发生的呢？它是否遵循着某种固有的逻辑呢？实践并不是结构主义所建构的各种图式与模式，而是直接迎接在时间中到来的现实事物。“实践的逻辑的观念，即‘自在的逻辑’，无需有意识地反思或逻辑地控制，这在术语上是个矛盾，和逻辑的逻辑相抵触。这一悖论式的逻辑乃是全部实践的逻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全部实践感的逻辑。”[55]这种实践感也就是一种游戏的感觉，行动者对于在实践中的规则总是自由地运用，但也会受到各种制约，使这种自由并不是毫无根据，实际上，实践已经蕴含了过去、现在及对未来的揭示，各种未知可能性已经成为某种内在的必然性，能够支配着自己进行实践的选择。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提出了他的分析模式的简要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的产生是惯习、场域与资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单独起作用，所以，“布迪厄的社会学分析既要求建构相关场域的结构，也要求建构行动者的阶级惯习。”[56]实践的生成缺一不可，只有惯习、场域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成实践。惯习也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57]行动者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场域，而是借助于实践使行动者的惯习与场域发生关系。“无论是个人的实践还是社会群体的实践，都可以作为惯习和场域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加以分析。惯习包含着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但却绝不仅仅是对这一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更是一种构建力量。由于世界是发展的，因此惯习就绝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这样，这代人与下一代人会有所不同，一个人会随着在场域中位置的变化，由惯习而构成的性情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无限的。”[58]资本依赖于其存在的场域，只有相应于场域的资本才能发生功效。在场域中又存在着对资本的争夺，资本则决定场域的位置、力量的变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使其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每个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场域的内部存在着斗争，存在着为争取资本而进行的斗争。在一个场域中获得的资本酬劳可以被转换到另一个场域中。资本决定了惯习的生成，惯习是资本状况的反映，也是取得资本的条件。惯习、场域与资本之间的联系是交叉的、紧密的，任何一者都不能离开其他两者而孤立地存在。
（三）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惯习、资本、场域
布迪厄认为传统理论中，认识社会最关键的障碍的是深深植根于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立场之间的对立矛盾——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必须加以克服的对立冲突。客观主义主张社会现实由强加给行动者的众多关系和权力系统组成，“无关行动者的意识和意愿”。从这一视角来看，社会学必然遵循涂尔干的原则“把社会现实看作事物”，以此来揭示决定个体的行动和再现的客观关系系统。相反，主观主义则把个体的再现视为基础，正如布卢莫尔（Blumer）和加芬克尔（Garfinkel）所说，主观主义断言社会现实不过是无数的阐释行为总集，人们通过这种阐释集体地建构行为的意义系统。
社会世界倾向于产生两种似乎对立的审视：一种是寻求看不见的关系式样的“结构主义”者（structuralist）的审视，另一种是探测个体的常识性感知的“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的审视。布迪厄认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人为的和有破坏性的，因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个要素是处于辩证关系之中的”。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将行动者的主观再现弃置不顾，来揭示客观状态下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确实限制着行动者的实践；而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再现和支撑再现的各种精神结构，因为它们归导着个体和群体的斗争，行动者通过这些斗争竭力维持或者革新客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通过相互形塑和相互呼应的双重关系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
为了达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融合的效果，布迪厄打造了由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和场域（field）术语确定的独创性的概念武器库。惯习是指通过我们在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而形成的长期的、可转换的性情系统（disposition）。无意识图示是通过长期遭遇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其熏陶训练，使外部限制和可能性内在化而获致的。这意味着，遭受到相似经历的人共享类似的无意识图示，正如每个人拥有对共同基质的各不相同的变体（这就是属于同一民族、阶级、性别的个体彼此自然地感到“自在”的原因）。这里还隐含着，这些性情系统是可塑性的，因为它们将社会环境不断演化的影响铭刻在身体中，但是由于惯习无时无刻不在过滤着环境的影响，这种铭刻处于最初的（早年的）经验设定的限制中，共同构成惯习的感知图示的各个层面显示出不同的整合程度。
作为过去的影响和当下的刺激之间的中介，惯习又是具有一定式样的社会权力结构化（structured），而且形成建构（structuring）：惯习给予跨越不同生活领域的个体千变万化的行为以形式和一致性。这就是布迪厄各有侧重的把它定义为“结构的产物，实践的生产者和结构的再生产者”，“选择的别无选择原则”，或者“实践的一体化（unifying）和实践的生成性（generating）原则”，从而使得行动像“被归导的即兴表演”和“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
人们所获得的性情系统是建立在他们在社会中占有的位置的基础上，即依赖于他们拥有的特定的资本（capital）禀赋。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资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经济类型（物质的和金融的财产），文化类型（稀有的符号商品、技能和名位），以及社会类型（凭借在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使资源自然增长）。第四种类型即符号资本，它确定其他资本形式的实际效果，而人们还未如此认识它们，这样，任何个体、群体和机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都可以用他们保留的资本的总量和资本构成——这两个坐标来确定。第三个坐标即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在时间中的变化，它记录了他们穿越社会空间的轨迹并且提供了关于他们惯习的无价的线索，这一线索揭示出他们获得如今所拥有的位置的方式和途径。
然而，在发达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不是未分化的社会空间。形态各异的生活、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等空间，逐渐形成具备它们自己的法则、规律和权威形式的独特的微观世界——即布迪厄所说的场域。在第一种情形中，场域是一个结构化的位置空间，一个将自己的特殊决定性强加在进入其中的所有成员身上的权力场（forcefield）。如果她想成功地当上科学家，那么她必须具备由特定时间和地点中的科学环境所要求的最起码的“科学资本”，只有遵循它所强加的道德和规则外别无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中，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和机构在其中竭力维护或颠覆现存的资本分配（明确的说，如在科学场中，对机构、学科、理论、方法、主题和杂志等等的依次排序）：这是一个战场，其中身份和等级的基础被无休止地争夺。
由此可知，场域是历史性形成的新群集，它们产生、成长、改变形状，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后，它将衰颓和死亡。从这点上看，场域的第三个关键特征是它的自治程度，比如说，即在场域发展的过程中，场域获取的使自身同外部影响隔离开的能力，以及坚持它自己的评价标准高于、对立于那些相邻或入侵场域的标准的能力。每个场域都是一个处于冲突中的场所，冲突发生在那些维护该场域特有判断的自律原则的人和那些力图引进他律（heteronomous）标准的人之间，后者需要用外部的力量来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被支配地位。
正是由于惯习从内部形塑实践，场域从外部结构行动和再现：场域提供给行动者一个能够选择的可能的立场和迁移的范围，每一立场和迁移行为都牵涉到与场域相关的利益、成本和相应的潜力。再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使行动者倾向于特定的行为式样：在场域中占有支配位置的人趋向于寻求保守（维护现存的资本分配状况）的策略，而那些与从属位置相联的人则更倾向于运用颠覆的策略。
为了替换个体和社会的朴素关系，布迪厄代之以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建构关系，也就是代之以，“化身在身体中的历史”的性情同以位置系统为形式的“在事物中被客观化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一平衡的关键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既不是惯习也不是场域能够单方面地决定社会行为。它使性情和位置汇合在一起，使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或分裂）而生成实践。这意味着，解释社会事件或者社会式样时，一定不能单独地割离开行动者的社会形构和她在其中运作的特定社会世界的结构，以及他们逐步相遇和相互冲撞的特定社会条件。实际上，布迪厄正是在提倡建构论（constructivist）或者“发生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对客观结构的分析——即对各种场域结构的分析——不可与对寓于生物性个体中的精神结构的产生的分析相割离，其中精神结构是这些社会结构内在化的部分产物，也不可与对社会结构自身生成的分析相割离。
惯习、资本和场域的概念是如此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概念只有在其他二者相随时，才能获得它的充分的分析潜能。它们一道使我们可以清晰地阐明社会再生产的状况——即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相互协调和相互巩固，以及转型时期——惯习和场域之间产生不协调，从而导致危机、革新和结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