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话语”概念
福柯与符号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并非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话语关心知识和意义的生产”，研究对象从“语言”转向“话语”。[41] 因为在他看来，“话语”并不是事物和词语的混合体，也不是“现实和语言之间薄薄的接触或摩擦面”。[42]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这些被说出的话实际上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不留痕迹的一阵风，实际上，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discourse）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谈论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已出现的话语（discourses）的言说。”
福柯认为，话语的任务就是“说出所是”，这句话至少包含：所是是可能被说出来的；说出所是是有可能的。第一层意思实际上表明，话语应当体现出对于“所是”的理解；第二层意思则表明，话语应当能够胜任说出“所是”的任务。“理解”表明对“秩序”的把握，而“能够说出”则证明有符号系统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话语”的基本含义就是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显然，这里有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秩序，二是符号系统。
所谓“话语”，就是对展示出某种外在功能的符号系统的称呼。在《词与物》中，话语在“话语-世界”的层面上展示出功能，即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这与《疯癫史》以及《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对于“话语”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秩序》中，话语理论出现了断裂：话语的功能性展示于“话语-话语”层面而不再是“话语-世界”层面。《知识考古学》中话语的功能是在“话语实践”中对话语网络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而《话语的秩序》则涉及到“话语控制”中所显示的话语功能性。从《规训与惩罚》以后，话语的功能性跃出了话语层面，进入“话语-权力”层面，此时话语与权力缠绕在一起。福柯描述了话语在这一层面中的两种功能模式：规训模式和性经验模式，前者中话语的功能是使得权力的某种目标（如规训）得以可能，而后者中话语的功能则是使得作为策略性处境的权力本身得以形成。而《性经验史》第二、三卷与《自我的技术》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即“话语-自我”的层面展示了话语的功能性，这就是“自我的塑造”。
福柯话语理论的“功能性”其实就是其“意义”所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福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其“启蒙精神”的体现。他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人如何成为人所是”以及“人是否可能成为其所不是”。对前一问题的回答体现了福柯的“反人类学”倾向，而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则体现出其对于绝对主义历史观的反对。在福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人们可以看到话语理论所起的基础性作用。
（一）何为秩序
福柯将“秩序”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分为三种：文化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所确定的“经验秩序”；在生活中每个人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秩序经验”；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科学理论或哲学阐述对于“秩序”的总结和反思。这一领域中“纯粹的秩序经验”就是福柯准备分析的对象，这就是“认识型”。福柯以17世纪和19世纪初作为三个“认识型”的分隔点。
16世纪末以前的认识型即前古典时期的主要形式是“相似性”。“相似性”的形式主要有四种：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适合”的含义是由于物与物之间位置的邻近所产生的属性的相似性。“仿效”则与“适合”不同，它不是凭着位置的邻近起作用的，而是静止地在远处起作用。这时，物体与物体就如映像与镜子一样，彼此远离但又相互应答。如果说“适合”和“仿效”都是物体本身之间可见的“实体的相似性”的话，那么“类推”则是物体间“微妙的关系”的相似性。类推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通过它，宇宙中所有的人与物都能相互靠近了。第四种相似性形式即“交感”，与前三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没有任何确定的路径和确定的联系，能够自由自在地在整个宇宙发挥作用。交感的实质即在于“同”之追求，也就是说，它是使得物与物之间相互吸引、并使他们相互等同的相似性形式。
从17世纪初开始，相似性逐渐被清理、最终被清除出了思想领域。新的认识型的核心，即同一性和差异性，每一种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就是“比较”。比较有两种，一是尺度的比较；二是秩序的比较。尺度的比较以确立一个“单元”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单元的排列，事物间的关系可以被归结为相等和不相等的算术关系。在这种比较活动中，依据给定的单元进行的分析将相等判断为“同一性”，而不相等则被判断为“差异性”，差异性只不过是建基于可比较的单元之上的可叠加性而已。秩序的比较则不是首先将整体分解成单元，而是要找到最简单的因素，这个因素作为“第一个词项”，是过渡到第二个词项即最接近于它的事物或因素的桥梁。按照这种方式依次类推，一个系列就建立起来了，它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其它词项都是基于第一个词项、依据不断增长的差异性而被确立起来。因此，“秩序的比较”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就和“尺度的比较”相通了，这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原则，因为不论是何种比较，总是以某一最简单部分（单元或第一词项）为基础来构筑同一性基础，而以相对于这种最简单部分来讲逐渐复杂的程度（不论是通过叠加还是序列中的类推）来表示差异性。当然，如果从“单元”本身也可是以被看作“第一词项”、叠加本身也是序列类推的一种情况的角度来说，其实第二种比较是更为基本的类型，正如笛卡尔的分析的结论，人类思维最终将以秩序的比较为起点，并始终与之相联系。
而在18世纪末以后，“同一和差异”的原则又被撕裂并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起源、因果性和历史，不再是空间，而是时间将居于秩序的核心地位。这种认识型的变化最终必将在哲学上反映出来，具体表现在：古典时代的哲学主流是追求“大写的秩序”、“大写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而19世纪之后的哲学则追求思想本身的“历史意味”，它脱离了秩序的空间，但又同时陷入了“大写的历史”的存在方式之中。
（二）话语的不同形式
“秩序”要体现出来，不能离开符号系统的表达。在福柯那里，物、语言和知识都可以成为符号系统，但它们的地位却是不断变化的。在前古典时期，自然符号和人工符号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者中前者居于基础性地位，而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在古典时期和现代，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工符号居于主导地位，而自然符号则被边缘化。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的关系之所以发生变化，与它们是否展示了某种“秩序”密切相关。
1.前古典时期的话语
在分析前古典时期的认识型时，福柯首先将在“相似性认识型”中直接指明相似性本身的符号的整体称为“话语”，而将其中每一个符号称为“词”。此时的话语和词的作用与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作用大为不同，即，它们不是“反映”了相似性，应该说，它们本身就指出、明示或重复了相似性，或者，起符号作用的形式就是相似性本身。
就语言（书面语言）无法与物分离开来并因此展示出世界的秩序而言，它也是话语。福柯尤其指出，能与物在一个共有空间内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语言，从根本上讲，只能是书写语言，因为只有书写语言才能借助于词来引出物、借助于词与词之间的组合方式来重构宇宙中的每一个空间；而由声音所发出的“言语”则由于其暂时性和易变性而必定只能是对书写语言的翻译。
可见，前古典时期的话语有三种形式；文本、语言（书面语言）和评论（知识）。在福柯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语言使文本和评论的“话语形式”得以产生；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文本和评论为语言提供了框架——世界本身作为“世界-语言”类关系中主动和本源的一极，成为语言的基础，是为“文本”；而在语言层次的上面，作为知识的评论则重述并肯定了语言作为符号的存在和意义。如果借用符号论的表述，文本就是“所指”，知识就是“能指”，而语言则是“关连”。在相似性认识型下，“能指”是标记，“所指”是指称的内容，而“关连”则是指将标记与其指称的事物联系起来的相似性。符号系统的三元性是相似性认识型的重要特征。在这种三元结构中，作为“关连”（并且是作为物而存在的）的书写语言居于核心地位，它维系着整个结构的存在。
2.古典时期的话语
在福柯对于古典时期认识型的分析中，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断言此时语言已经转变为话语。福柯认为：“从古典时期起，语言在表象内、在使自身凹陷的自我复制中得以展开。从此以后，初始的大写文本被抹去了，将自己沉默的存在铭刻于物之上的词的全部的、不可穷尽的基础也同时消失了；留下的只是表象，它在能够将自己显示出来的语词符号中展开，由此成为‘话语’。”
因此，我们不能从“存在”或“实体”的角度来理解福柯的“话语”概念，而应当从“作用”或“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一旦语言的存在被排除，所剩的只有语言在表象中的功能了：它作为话语的本性和功效。”
那么福柯所说的话语所体现的语言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其功能是通过“分析”表象而确立并体现出一定的秩序。当然，此时的“秩序”就是表象中的秩序，也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图表秩序空间，这个空间的鲜明特征就是连续性。语言（毋宁说，语言所留下的“功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这种连续性从而确立秩序。
其次，话语必须能够将所确立的秩序表达出来。如果秩序无法表达出来，那么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话语应当是一系列词语符号的组合——正是通过这些组合，才能得到一系列“表象的有序组合”，才使得秩序之表达得以可能。这些词语符号的组合必须表现为一定的“词语序列”。
除了“起作用”的语言以外，古典时期的“话语”还有另一种形式，这就是知识。知识与语言的关系极为密切。从一个方面说，语言在知识的内部为后者奠定了基础：语言将符号提供给表象，而正是借助于这些符号，表象才有可能按照一个“必需的”和“看得见的”秩序把自己展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古典时期的知识本身就是话语：“即使在被隐藏起来时，17和18世纪的知识也是上面罩着面纱的话语，”古典时期的“话语”就是知识。
3.现代认识型下的“话语”
在古典时期，话语（广义的）作为知识而存在，也就是说，知识此时能够展现出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秩序”（尽管这种秩序本身就是知识自身的表象）。而现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学、生物学还是语文学，都由于其内部具有了某种外在性的因素而具有了自己的历史性，我们无法再从这些知识领域中寻找到统一的“秩序”。但这并不表明知识不再具有展示秩序的功能。应当说，每一个知识领域都有属于自己的秩序，因此它们都是话语，但却是不同的话语。
现代知识虽然摆脱了表象的束缚，不再沉睡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之中，但却又陷入“人类学沉睡”之中。福柯所说的“人类学沉睡”，是指在现代思想中，“任何经验知识，只要关涉人，都能成为可能的哲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知识的基础、它的界限的限定以及最终所有真理的真理，都必定被揭示出来。”由此可见，现代知识其实并不是外在世界的客观化摹本，而是以“人类学”为棱镜对世界进行的描述。所以，尽管每门学科都展现着自己的内在秩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可数的”话语，但归根结底，它们共同展现了“人类学”秩序——可以说，可数的话语之间，隐藏着一种作为集合名词而存在的话语。
“人类学”秩序之展现，实际上就是人的认识体系之展现。由于人成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统一体，那么“人借以认识自己的‘认识体系’是人文科学”。福柯在谈到人文科学，尤其是“认识体系”时，认为这样的表述太“强烈”了，如果用比较“中性”的说法，应当将之称为“话语整体”。于是我们就遇到了有别于具体科学的另一种现代“话语”类型。
在生物学中（那当然是有关人的那部分生物学），人面临环境的不断刺激而履行和不断调整其功能，从而形成了调节的规范；在经济学中，人都是有需求和欲望的，因而总是与他人相对立的，为了避开冲突，就必定有一套规则；在语言学中，人们为了表达和体现出一定的意义，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
这样，就产生了功能-规范、冲突-规则、意义-体系三组对子，它们具有不同的实证性，但又都为人文科学的构建提供了材料，分别提供了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学和神话分析的基础。不管是哪一种模式的人文科学，其产生条件都是各组对子中的第一项（功能、冲突、意义）退却、第二项（规范、规则和体系）强烈地涌现出来。这样，人的科学的内容就由这些规范、规则和体系所构成了。
福柯将“话语整体”作为“人文科学”与“认识体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就使得他的“话语”概念前后一致了：此时作为人文科学的“话语”就是由人自身所形成的、由外在的历史性所激发的规范、意义和体系，它所展现的，正是“人类学”的秩序。
在福柯看来，话语没有存在的独立性，它的存在在于“秩序”的整理；话语没有自己的目的，它只指向秩序之表达；话语只是权宜之计，它只是为表达秩序的方便。因此，把握话语，必须把握它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主要体现在：第一，用符号体系将秩序展现出来，比如在古典时期用多个空间图表系统展示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秩序；第二，用秩序将符号排列为体系，比如对于财富分析领域的符号，现代政治经济学就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将之组合为另一个体系。也就是说，此时话语的功能只是将世界整理为秩序并将之展示出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显示了福柯关于话语的基本看法：所谓话语，就是展示出一定功能的符号系统。
（三）话语的统一形式：疯癫话语
1.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话语”
按照福柯的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话语使疯癫通过两种方式与终极性相联：一是能揭示出世界的某些秘密，二是能揭示出人自身固有的某些弱点。第一种方式主要体现在民间故事、学术作品和造型艺术中，第二种方式主要体现在文学、哲学以及道德反思中。
2.古典时期的疯癫话语
在古典时期，疯癫被疯癫话语划入某种可以被理性的道德所整合的范围之中，它失去了评判自身的标准，而只能使用理性的标准。因而疯癫不再是应当被掩藏的丑闻，而是相反，它是应当被赞美的丑闻。在古典时期的疯癫话语中，疯癫形成的一般基础是激情，而对之起到直接而关键作用的因素则是“澹妄”。所谓“澹妄”，就是一方面存在某些谬误的心象，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心象的真实性抱有信念。这种“澹妄语言”被认为是疯癫的结构形式，是疯癫的根本真理。正是这种语言使得脱离灵肉统一体的那部分灵魂与肉体统一起来，因为它既反映了精神的特有真理，又通过肉体运动的有形形式表达出来。这样，疯癫就形成了。
3.现代疯癫话语
一直到古典时期末，人们并没有将疯癫与人的自然本性割裂开来。由于非理性总是与疯癫联系在一起，因此，非理性也就同样成为与人本身相关的东西了，它就是“理性的眩惑”——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这种话语的意义就在于，疯癫不再是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某些混乱所造成的现象，而成为外界的某种因素所导致的问题了。随着疯癫的“外在化”，原本与疯癫如影随形的非理性不可能不受到重要的影响。福柯并没有去说出疯癫者的话语，相反，他所描述的，是与疯癫者处于对立面的疯癫话语。如果人们想从后者之中找到疯癫者那令理性的人们无法理解的言语和行动下神秘的心灵，恐怕是徒劳的。
在福柯的著作中，疯癫话语相对于疯癫，表现出鲜明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最明确的表现是，有什么样的疯癫话语，就塑造出什么样的疯癫，而不是相反。这种塑造体现为两个层面：本质和属性。就疯癫的“本质”来说，它是由话语的“内核”所决定的。每种疯癫话语都有一个“内核”，这些内核也正是人们所赋予话语对象的本性以及伴随而来的人们对待这个对象的基本价值取向。
所谓外围话语就是由内核所派生出来的话语，它描述疯癫的成因、分类等等。外围话语使用了一种客观化（知识）的形式，并借助于自己居于“外围”的特殊位置，使整个话语体系都被包裹进这种客观化形式之中。这样，疯癫话语就成为对于代表着客观性与真理性的知识的表达了。正是在知识这个层面上，疯癫话语将作为对象的疯癫构建起来了。
福柯有关疯癫史的分析提示我们，“话语对象载体-环境”的二元对立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立与其说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不如说是一物对其影子的带动，因为这二元系统的两项是不对等的，即，前一项是后一项的产物。
由此看来，在《疯癫史》中所蕴涵的话语的易变性其实是其功能性的体现：正是由于话语构造了对象，因此它必须是变化的。同时，话语的易变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其功能性，话语连固定的身份都没有，不过是对于世界中的现象的整理而已，为了造出不同的对象，它必须成为自己所不是。
福柯还考察了医学话语的形成。他说：“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的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43]福柯在这里所说的“无语言状况”和“共同的结构”其实就是对于事物的一种“切割”和“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整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