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米勒的公共话语理论的局限性
泰·米勒公共话语理论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抽象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根据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话语的四种正当性标准分别是：话语参与者是真诚的、话语具有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参与者的自主参与以及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但这些正当性标准是很难衡量的，故确保话语正当性是非常困难的。米勒一直极力表现出其在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写作逻辑——他们在批判“多数人对话”和“少数人对话”的正当性时也确实借助了一定量的案例——但却始终没能提出真正符合理想的“一些人的对话”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他们的理论阐述一直无法摆脱与现实脱节的嫌疑。对此，福克斯和米勒通过下层决策的例子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也许纳税人和国税税收人员之间面对面的交锋永远不会如此（永远不会以理想对话的形式出现）……我们仍然可以推断，我们越接近话语的理想，交锋就越真实，政府就越少是‘他们’而越多是‘我们’。”[45]换言之，泰·米勒将真实话语视为只可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触摸的状态。但理想的不可到达并不能作为逃避路径设计的借口。正如马克思所说：我能看到未来就在那里，但是我却无力越过社会发展的阶段，我所能做的只有尽力地减轻新社会诞生的痛苦[46]。或许批判而非建构是后现代主义者一贯的思维方式，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于模式塑造的不屑。
在某种程度上说，一切的理论困境均来自于现实本身，我们的社会还不够后现代，还未能达到理论视域所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实践的深化，理论必然不证自明。例如“公认理论的发展性扩展”的相关研究就认为：理论扩展一般采用一种发展图式，通过这一图式，任何社会或宏观结构都能被定位为一个连续统一体两极中的一点。公认理论建构中被观察到的现象，代表着一个更“发达”的阶段，或者更趋向于上述连续统中的更完善的一端，而因为在连续统中趋向落后一极的社会是不发达的，所以它们展示出的模式及行为和那些趋于“发达”一极的社会完全不同。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米勒对理论的阐发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困境及改革实践作为现实注脚，发达国家尚且如此，那岂不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会更加可能遭受现实抗拒？
其实，理论困境并非来源于现实，而是来源于其自身。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基础主义”的抗拒及其对以“真理”为基础的整个形而上的传统包袱之摒弃，决定了他们将始终对基本框架和基本概念若即若离的态度，而恰恰是这种模糊的态度稀释了其理论的解释力。可见，对一般原理的忽视及对理论碎片化的推崇，才是导致其在理论引导上欠缺明确目标的根本症结所在。不论理论如何不断补充、修正和形塑也往往只是增加了其外观上的眼球效应，而无法解决其内在的逻辑矛盾。
不难发现，泰·米勒提出的四条依据仅仅是从较为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定义，在实际操作上却困难重重。首先，何谓真诚？泰·米勒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仅是界定了不真诚的条件。正如泰·米勒在文中所言：“通过仔细阐述……不真实和不民主的方面，我们已经更好地确认了……真实与民主的可能性。”这使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推理逻辑。然而，社会存在始终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也是如此。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非真实”的另一端是否就是“真实”，抑或仅仅是另一个幻象？在多元世界的语境下，基于“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是苍白无力的，后现代主义者自身也反对线性逻辑，这样的推论方式甚至与其自身的立场相矛盾。其次，泰·米勒在论述“切和情境的意向性”特别强调：在话语中论及公共利益的人有责任说出他们的社会目的，并要说明这种目的应该怎样实现。通过阐明公共目的，他们可以使关于公共利益的思想具有一致性。[47]但使理性化的个人承担其公益代言人的角色并通过言说使人们的思想统一于公益的动力何在呢？泰·米勒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不是也患了跟社群主义者同样的道德幻想症？最后，论及“实质性贡献”时，作者谈道：“不真诚的言语是没有用的，参与者被迫做出的诉求不能当真，仅为扩大个人私利而做出的诉求也无需理睬。”但是人们究竟如何避免上述无贡献的行为呢？而一个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用怎样的尺度判断他人言论的贡献度？交谈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未曾聆听完所有的话语时，我们无法解读他人完整的意思，但全过程的聆听又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成本，在未消耗成本之前将无用的话语驱逐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话语理论在理论设想和实践方法上的分离。从纯理论上说，话语期待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民主前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民主是一种非冷漠的民主”[48]；但就实践方面而言，它反对参与机会的均等化，而强调了自主参与的重要性——“随机选择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扩大了那些不关心问题的人在调查问卷中被选择成为提供‘意见’的人的可能性……依据我们的标准，自愿参与应该优先考虑，不要被那些冷淡的、缺乏兴趣的人所冲淡。”[49]因为只有那些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才能通过其有意义的、切合情境的对话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作用，才能切实地利用他们真实参与的责任来加强民主。
民主参与的两个向度（理想向度与现实向度）的分离其实暗示着对民主有效性的挑战。依据参与意愿来分配参与资格显然是有效率的。但它是否必然有效？更具体地说，有着热烈参与愿望的人的意见是否能有效代表“公意”？而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冷漠的公民将自己放逐于政策讨论之外，而话语理论持续性地肯定这种放逐的合理性，长此以往，会不会最终使公民参与热情的两极分化现象结构化，进而演变为另一种精英主义？
此外，泰勒还缺乏对于现实问题的具体阐述，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与现实环境是有一定隔阂的。例如：福克斯和米勒在分析非真实性的基础上寻求实质性的真实，但却没有提供真诚的具体标准和实现途径。再如，福克斯和米勒在批判“多数人的对话”和“少数人的对话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人的对话”才是真正话语的理想形式，但我们无从知道真正符合正当性标准的“一些人的对话”到底应该是何种形式。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完全满足正当性标准的话语实践还没有出现过，其可行性和实践性是令人怀疑的，即使实现了真正有意义的、真实的话语，公共行政人员是否能够有效的、认真的履行其职责最终形成符合公民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也是无法确定的，这些都使话语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