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与莫菲话语理论的社会背景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后逐步衰落了，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后出现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已逐步取代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被视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点。“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在众多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被指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当中，拉克劳与莫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多种多样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包容进来，并且将这一解构的逻辑发挥到极致。他们把后现代主义的信条，诸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从而基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主要原则。他们认为：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普遍阶级主体来完成彻底而全面的人类解放已不再是可理解的或预期的社会变革模型了；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些概念的激进化再阐释、通过对某些后现代理论的改造或转换性运用，竭力把多元性认同与激进的民主政治在话语理论的框架内作为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及本质主义的新的解放模型确立起来。
1968年的“五月风暴”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新阶段，但革命已不再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那样，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甚至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保持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通过慢慢建立起一种新的后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体系来把资本主义抛开。1968年不仅仅是一个断代标志，更是整个西方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转型的起点。它在总体上催生了对总体革命的怀疑，使“新左派”浮现出历史水面，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情绪。此后，欧洲一大批中青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性话语。这些思想家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并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批判性遗产。
其实，“后马克思主义”一语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西方学界出现。如波兰尼在1958年就已经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意义上使用过此词。但是，“波兰尼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指意符号，并不是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得的灵感，他主要基于对被斯大林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抨击，而从后批判哲学的比附意义上提出这一术语的。”[1]到了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昙花一现式地消失，反而获得了后继性的运用并在一定范围流传。在著名民主理论家麦克弗森（Macpherson）1964年发表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一文中，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经典性的诠释：连字符表示一种断裂，而“后”字表示一种祛除和置换，在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中，从表面看，“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似乎还持存着，“表面上与旧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但实质性的东西已悄然改变。然而，无论在社会学的发展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我们都不应忘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作出的影响。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东渐史”上，贝尔可以算作是最早的一位理论家，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中文。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贝尔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阐述，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并力图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提供一种理论支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再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及其发展提出了严肃的理论课题。马克思主义是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是否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其生命力？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每一个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研究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同样，这些问题也出现在80年代的西方学者面前。西方一批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学者也试图给出他们的理论回答，拉克劳和莫菲就是当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两位著名西方学者。
在“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面对西方新社会运动与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显然不能很好地解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2]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全球化问题和信息社会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其次是自然主义的）之内是不可想象的。”[3]因此，从他们这些话语来看，在新的形势下，“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就是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