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莫菲话语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解构了马克思把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理论，在他们的话语理论当中批判了还原主义逻辑和本质主义，批判了用一种单一的客观必然的社会历史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解释社会历史活动的方法，实现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领导权接合实践。
1.接合体现的偶然性逻辑
拉克劳与莫菲在70年代中后期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从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中提炼并“萃取”出接合（articulation）这一概念。“articulation”一词本来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用语言清楚地表述；二是把分离的东西通过连接装置构成一个统一体。拉克劳与莫菲同时取其双重意义将之提升为一个理论概念，以表示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占据”主导权固然是一种“连接”，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是用强力去消除异己的因素，也不是强制性的灌输，而是通过春风化雨般的“有效的语言表达”让“外在”的因素不知不觉地成为“内在”因素，至少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感到它不再是“外在”的东西。接合一词的两个义项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把彼此外在的东西接合起来固然是一种联系、联结，而发音说话又何尝不是音素、音节、词句间的组合与搭配呢？因此，接合的最基本含义是通过一种中介或活动将不同的要素或构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以“铰链式”卡车为例，即一种车前体（车头）和车后体（拖车）可以连接，但并非必然地相互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动装置将构件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不难看出，接合概念是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的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解读”。至少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接合”是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更机制化的描述，也是对其更充分、更动态、更自治化的表达。
拉克劳所以取用“articulation”一词对其进行概念化的处理，正是看中了这个词微妙的双重内涵。它既和言语有关，又表示一种连接的实践，如果将两方面的意义融在一起，就是通过话语方式所达成的关联或统一性，而这正契合了拉克劳和莫菲寻求话语政治的偶然性联结的理论建构意向和企图。所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接合是连接和表述的统一，它在表述中连接，在连接中表述，也就是说接合并不是一般的联系、结合，它是一个偶合式的建构过程，在动态的连接活动中使一种话语呈现和溢出，但是话语意义本身既不是先验既定的，也不是一旦浮现就完全固着下来。所以接合概念既包含“接”的偶然性、随机性、中介性，又包含“合”的暂时性、非完成性和非稳定性，也就是说接合是非闭合的话语实践场所，话语的所谓同一性是一种磨合的动态效应和建构活动的展现。
拉克劳和莫非认为：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的政治涵义并没有必然的归属，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不同的实践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之间、在意识形态内不同成分之间以及组成一项社会运动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等等）的偶然的、非必然的连接。他使用接合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同困扰古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必然性逻辑和还原论逻辑决裂。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传统的“宏大”叙述理论，认为社会是按照接合原则，而非传统的必然性的逻辑所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话语差异系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之内，而是在一个开放的、非稳定的、具有偶然性的解释过程中。在他们看来，这一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为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拉克劳与莫菲就提出以“接合”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从而完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2.领导权即话语的接合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以来有关领导权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谱系学的考察，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理论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阶级构成、主体身份和主体认同和差异等一套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日益分化和分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中有关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但“领导权”范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本质主义逻辑具有内在关联的范畴，是一个还未被完全彻底打碎的核心范畴。正是“领导权”范畴才使工人阶级得以本体化为一种真实的具有普遍性的主体。因此，拉克劳与莫菲得出结论：当下至为关键的是要重新整合“领导权”理论，使“领导权”范畴脱去其本质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枷锁，并使其建立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的基础之上，从而为实现其激进民主的政治构想创造主体条件。因此，“领导权”是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与偶然逻辑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承认中立的非阶级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意识形态接合就打破了线性的决定关系和表象式的再现结构，从而消解了直接的先验规制和严格的阶级还原论束缚。但是，直至70年代末，拉克劳与莫菲仍然坚守葛兰西的一道“底线”：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可以成为领导权意识形态，只有在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才可能成功接合其他意识形态因素。这样一来，意识形态领导权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领导权，接合实践不过是“基本阶级”争夺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斗争。这意味着接合并不是完全脱离了生产方式和阶级规定的制约的自主性话语建构，而是部分地受到间接“决定”的相对自主活动。拉克劳与莫菲虽然部分拆解了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但还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作完全脱离了经济决定的非阶级层面的话语实践，经济不直接决定政治意识形态，但毕竟是经济决定“基本阶级”，而只有“基本阶级”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领导权阶级，意识形态接合不过是在经济最终决定与意识形态尽可能最大自主化之间的一种“妥协”或“兼容”方案。1981年，他们在合撰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策略，下一步在哪儿？》[26]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认为，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与经济的最终决定之间的相容论问题的解决损害了接合概念的应有的解释潜势，这使得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因此，他们明确宣告要“走向一种新的领导权概念”，并将社会主义建立在“激进民主”观念的基础之上。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反本质主义的逻辑等同于新的领导权逻辑，而新的领导权逻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决定性的解构作用。只要把领导权理论的偶然性逻辑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它就必然会对经济决定论的必然性逻辑产生解构作用。也就是说，解构和领导权相互交织：解构在一定意义上暗含着领导权理论，而领导权理论也暗含着解构。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解释框架进行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出一种能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领导权理论，而这一新领导权理论本身则是解释非阶级中心化认同的政治理论，或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术语，叫做“多元的激进民主”理论。然而，拉克劳与莫菲的新领导权理论与他们的话语理论密切相关。领导权不是建立在宏大叙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微观的“话语”基础上。话语分析关注的是通过领导权的接合实践来建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因为统一的阶级主体分裂成碎片以后，为领导权的接合提供了建构政治的话语空间。领导权理论的解构逻辑来自话语理论对确定性与普遍性的怀疑与否定，拉克劳与莫菲的领导权理论与话语理论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可以说，话语理论既是领导权接合实践的一种多元主义方法，又是领导权构造的解释框架，领导权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领导权的接合建立在话语的接合之上：只有依赖于话语接合，才能确保领导权建构的偶然性特征。
3.不可能最终缝合的社会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不是社会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社会。因为是话语建构了社会，社会只有在话语意义的建构中，只有和特定的语境相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总体性社会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拉克劳所说的社会整体的不可能性。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在话语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强调两个基本的观点：“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社会的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之上，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才可能被建构。”[27]拉克劳与莫菲强调社会现实的话语构成，否定单一的基本对抗或历史变化的始基的存在。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相信：社会能够被构想为“缝合的”，或者说完全符合规程的、整体的、被单一原则所支配的。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提出，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开放的关系系统，社会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它们是通过接合的话语过程建构起来的。从这种观点看，没有理由相信社会对抗将必然分解为阶级对抗，甚至几乎难以相信阶级权力问题在理论分析或历史实践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拉克劳与莫菲因此主张，各种不同的社会权力和斗争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结一定要“根据新的理论范畴（它们的地位成为一个问题）来加以界定”。[28]1983年拉克劳在加拿大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社会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在这篇短文中，拉克劳对社会的不可能性作出了两方面的阐释：第一个方面是，社会的同一性不能完全建构起来。毋庸置疑，同一性也就是关系性，结构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性总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特性，结构主义者力图从结构内部的关系来理解结构本身，而不是把结构要素还原为结构之外的先验规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结构主义者的一大局限是，他们总是把这些关系转变为一个总体稳定的体系，转变成一个可理解性的客体。拉克劳认为，要坚持的不仅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文本之内的“有”不是一种定在、不是一种常在，而是差异的无限作用，这就意味着，社会没有透明的、完全的在场的同一性，它的同一性的客观性不断地遭到颠覆。拉克劳把这种差异的作用称之为“话语”，这当然是一种隐喻，“我们把话语这一概念从它作为说和写的限制性意义中解放出来”。[29]从话语的角度，社会的不可能性就是固定意义的不可能性，意义不停地变动、滑动、漂移，使得社会同一性和关系丧失掉必然性特征。
在“话语理论”中，主体并不是先于话语存在，而是通过话语获得自身的意义，不同的主体是由不同的话语建构的，主体与话语相互交织在一起。因为话语实践在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话语关系体系本身就体现着社会差异关系体系。由于话语关系体系的构成是不同要素认同的结果，因此它是一种非封闭的、开放的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差异的话语要素也建构着差异的、多元的主体，话语实践就在社会关系里面，对社会客体的建构也是一种非封闭的、不断敞开的过程。可以说，在社会关系中构造的对象，不再是以不变的客观规律来构造的对象，这种对象自身意义的承载，就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着构成这种社会关系的话语要素的接合。正是在不同的话语关系中，构造着具有不同社会意义的对象。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社会差异关系系统中所建立起来的领导权不是绝对唯一的，不是彻底地高高在上的，而是完全在多元对抗基础上各个要素的联合。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被排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主体，如环保生态、女权、学生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平等的多元主体的崛起。“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现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