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克拉和莫菲话语理论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中叶，伴随着左派政治的挫折、右翼势力在西方民族国家中的复兴，加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衰退，西方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引发了一些左翼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则的直接批判，这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孕育滋生的基本背景。在众多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被指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当中，拉克劳与莫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多种多样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包容进来，并且将这一解构的逻辑发挥到极致，从而基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主要原则；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些概念的激进化再阐释，竭力确立一种话语理论框架内的新模型，以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及本质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迈克尔·波兰尼在1958年就采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也运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词汇。而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明确的，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与莫菲于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率先正式提出，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一种理论思潮。在该书中，他们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重新整合了“领导权”这一概念，并以此建构了“激进、民主、多元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由拉克劳与莫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理论反思。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和左派运动都处于前所未有过的低潮时期。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在某些西方学者狂热的话语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指导意义，遭遇到后现代思潮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其生命力？这是摆在每一个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学者面前的现实问题。由于全球化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外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多元化倾向。以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这种积极尝试的重大成果。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的阐释，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生存的条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拉克劳与莫菲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把社会分解成由“偶然性逻辑”支配着的互不关联的话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理论”。他们的话语理论拒斥传统的宏大叙述理论，拒绝同一、本质、基础和还原，认为社会是按照“接合”原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话语差异系统。社会是多元的，非决定性的，是由话语组成的，不存在必然联系和确定过程的可能性。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是建构激进多元民主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话语理论之中，社会多样性的政治认同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偶然性的过程。他们重新整合了“领导权”概念，使其脱去本质主义的枷锁，从而为实现其激进民主的政治构想创造主体条件。他们认为，不同的领导权斗争是从对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入手的，通过不同的话语实践来置换对经济不平等批判的话语，走向对其他从属形式的怀疑，并产生新的权利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领导权也不是单一的，主体也是处在不断变化、建构之中的，如环保主义、女权、学生和其他边缘群体等多元主体的崛起。在这个问题上，拉克劳与莫菲超越了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当中潜在的本质主义倾向。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今后的革命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激进多元的民主革命”。他们以话语理论为工具，实施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策略，用激进多元民主代替传统的社会主义斗争。因此，以拉克劳与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借鉴。他们认为，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左翼运动并不是来源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社会解放的推动力是由自由民主的话语实践构成的。政治实践不是物质生产的附属物，话语才是社会建构的真正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