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米勒的公共话语理论的背景

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研究来源于现实公共管理实践。19世纪末，由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府行政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而促生了传统行政学；1923—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二战的爆发则呼唤出了“行政国家”；20世纪70年代，英美国家的“经济滞胀”又引发了“新公共行政运动”；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白宫丑闻、各种基金的社会思潮与民主运动的高涨等等导致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激发了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美国对公共行政传统的反思。^[1]一时之间，各种替代性的理论纷纷涌现：制度主义、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而与此同时，各种行政改革也风起云涌：公共服务改革、道德重建、制度重构、绩效评估……但这并没有遏制美国现有公共行政模式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消费主义的盛行、新传媒的普及在无声而迅速地瓦解着人们既有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和可用资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在于：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对是否购买某一商品做出决定产生关键性影响的不再是现实商品的质量和价格本身，而是商品的品牌效应、网络卖家的营销技巧以及网络评价的好坏。新媒体的诞生加速了符号与其指称的分离，亦推动了话语权力的崛起，鲍德里亚甚至称非指代的符号控制（符号霸权）决定着现实。^[2]后现代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以后）推动了各种后现代思潮的迅猛发展。从后现代话语视角讨论公共行政，后现代公共行政遵循先批判后建构的逻辑，为现代政府跳出主流行政的低效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