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场域、资本的概念
布迪厄是一位学术杂家，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布迪厄的理论可以这样笼统地来描述：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这个理论的中心是三个基本概念：“惯习”（habits）、“资本”（capital）、“场域”（field）。
（一）惯习
布迪厄为了解决理论困境，即走出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和解决结构主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惯习概念。
1.惯习的含义
惯习（habits）是拉丁文中一个古老的词语，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时期，但真正的意义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德行（virtue）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是经过学习获得的，美德是由长期的习惯养成的。后来涂尔干、毛斯、黑格尔、胡塞尔都使用过这一概念。布迪厄说：“惯习这一概念的使用，一个我完全重新思考过的、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托马斯主义的概念，还是可以被人理解为一种逃避的方式，即逃避在没有主体的结构主义与主体性的哲学之间所作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某些现象学家，包括胡塞尔，他本人就在分析先验还原时给了惯习概念以一席之地；梅洛-庞蒂，还有海德格尔，也使用这一概念创造性地对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唯理智论的、非机械论的分析。”[33]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依靠对于各种框架的类比性的转换（这种转换能够解决相似地形成的问题），惯习使千差万别的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34]而后来他经常使用的界定是：“它是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倾向于被建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发挥具有建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和组织实践与表征的原理的作用，这些实践与表征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结果相适应，但同时又不以有意识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操作手段为前提。”[35]
惯习首先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具有持久性和可转移性。什么是“性情倾向系统”呢？菲利普·柯尔库夫这样来解释这一定义：“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它们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出某种连续性。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禀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他领域（例如职业）也会产生效果，这是人作为统一体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这些禀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36]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来自于行动者自身的运作系统，但惯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而还会受到历史和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37]惯习存在于身体内，而每个人又具有自己的身体，所以惯习也具有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受个人生长的客观历史条件及其自身经历等因素制约。
惯习不是习惯，“我说的是惯习（habits），而不是习惯（habit），就是说，它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38]布迪厄之所以用惯习而不用习惯，在于惯习能反映行动者的能动性。“习惯”多指行动的反复性、机械性、被动性和再生产性。而布迪厄想要表达某种存在于行动者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一种生成能力——技艺（art）。[39]惯习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但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而是与客观结构（场域）相联系的主观性。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惯习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它作为一种主观性的性情系统和心智结构，“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是生物性的个体里）”，具有个体性。同时“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又具有社会性，惯习是作为社会分层的后果之一存在的。
习惯具有一定的传统延续性，不需要能动性和创造性。惯习虽然具有先验的前反思模式及历史的积淀，但它具有生成性，能把周围场域中的新事物吸收到自身之中，呈现出一种操作行为和创造性。总之，惯习不同于习惯，既是行动者内在的心理状态，又是外化的客观活动，既是行动者的主观精神外化的客观过程，又是历史及社会的客观环境内化的主观过程。
2.惯习的特征
首先，惯习具有持久性和可转移性。持久性是因为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虽然可能会变化，但却深深扎根于我们身上，并具有很难变化的惰性。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具有惯性作用，比如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可能会烙印于他的内心深处，并无意识地支配他以后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方式。所以一个人的原初经验对他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影响，“所谓个人的最原初经验，包括按年龄顺序来看属最早生活阶段的那些经验，主要指的是童年时代的生活经验；特别是指在重大的个人和群体历史中所发生的特殊重大事件所发生的影响。”[40]所以一个人生活于哪个阶层，家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父母的文化水平等诸多原初经验成为影响一个人惯习的根本性的因素，并具有恒定性和抗拒外界变化的免疫能力。大多数人总是选择与自身气质类型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与事物，从而更有利于个人的稳定发展。惯习的持久性也会使人不适应新的环境，如我们高中的校园环境与大学的环境显然不同，我们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
惯习具有可转移性，一个人在某个领域获得的惯习会在其他领域发生类似的效果，学校教育中获得的惯习也会在职业场域中发挥作用。所以同一阶层受到相同教育的人即使在行动之前没有观念上的交流，在行动上、选择上也会趋向一致。
其次，惯习具有历史性。虽然惯习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但惯习并不是宿命的，不是形成就不能改变的，它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并具有“双重历史性”，“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41]惯习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经验积淀下来内在化的禀性系统，是在个人和集体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生成性的能力，“惯习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42]历史渗透在行动者的惯习中，行动者对原有的历史经验进行适当的改革，以使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唤起历史经验。一个人的阅历越多、越丰富，他在世界中的实践能力就越强。因而，惯习是受社会的客观条件所制约和影响的。在共同的社会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惯习，由于各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惯习就不同，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有相似的惯习。比如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似的惯习，与农民、工人的惯习明显不同，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惯习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惯习也会受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的影响。
再次，惯习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虽然惯习是在现实中运行着的历史，但惯习并不是单纯地复制着历史，它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建、改造历史经验。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43]惯习继承了历史，同时又建构了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中双重结构化。由原初经验形成的惯习随着行动者所占据场域中的不同位置而变化，会使原来的惯习适应现在的环境。通过惯习，历史经验凝聚在社会行动者身上，但是在继承、内化历史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的改造和建构。因此，一方面，惯习把客观的社会结构内在化，就是说被建构为我们的认知、感知和行动的图式；另一方面，个人也具有能动性，能产生出社会世界的结构，所以惯习是具有“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
最后，惯习具有无意识性。惯习以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惯习是不能用意识行动加以控制的。虽然惯习具有历史与客观结构的印迹，但它又是行动者经过实践把历史的积累激发出来的自然的东西。这种激发过程我们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也无法以内省的方式去审视，这种过程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以游戏感引导行动者行动，它超越了理性计算的策略，但并不就是非理性的、盲目性的，而是具有积极、正确的取向。虽然我们意识不到惯习是如何运作的，但它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如吃饭、走路、说话甚至一个细微的小动作上都能显示出来。
惯习在场域中是以无意识的方式运行的，虽然各阶级中的社会成员具有各自不同的惯习，但这并不是它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布迪厄把惯习的这种无意识运作概括为“交响乐式演出”的象征性模式。[44]就像正式音乐大厅中的交响乐演奏一样，现实中的象征性实践的交响乐演奏具有和谐性和整体性，但却看不见、摸不着。惯习与真实的交响乐演奏的不同是，没有作为总指挥的人进行操纵，不以乐队中任何一个演奏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始终无意识地运作，像历史的无意识运作那样，并且个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在整个乐队中是无力的，丝毫显现不出来。每个演奏者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为整体增添了差异，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体的演奏效果，相反却是演奏完美的基础，这近似于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尽管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和实践从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符合某种理性，但这并不表示行动者本人正是出于这一理性的考虑而从事了这一行动。作为融合了各个社会成员行动总体的交响乐，使具有特殊性的各个演奏者能调整自己的行为风格适应整个演奏的整体需要，也使自己更好地演奏。这种“交响乐式演出”的象征性模式很形象地表现了惯习的无意识运作的方式。
惯习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的实践理论试图超越两种理论之间的对立，在这两种理论中，其中的一种理论把实践仅仅看作是构成性的，诸如现象学这样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而另一种理论则把实践看作是被构成性的，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涂尔干的追随者们的结构机能主义。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被看作是结构、性情（disposition）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通过这一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的（因而也是处于某种境遇之中的）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它们形成了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实践所形成。然而，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社会交互作用游戏能力所构成。
这种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迪厄所谓的“惯习”。布迪厄把惯习描绘成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些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起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发生，而这些可能性是由物质条件和运作中的场的交叉部分来界定的。惯习既是主体间性的，又是行动中的个人的构成性的场所；惯习是一个性情的体系，这一体系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这样，被构成的惯习就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力学的交叉点。布迪厄运用惯习的概念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是客观上同等的、有规律的东西，然而它却又不是规则的产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来分析。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种资源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一员而获取的。因而，惯习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惯习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当惯习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具有创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惯习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
（二）场域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布迪厄早期研究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结构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批评，他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人类学的方法应用于现代社会中。”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法国人P·拉宾诺对他启发很大，拉宾诺选取了一个群体（法国的社会改革者精英），这个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关心城区规划，反对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拉宾诺对这一群体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布迪厄将“群体”（group）这一研究单位扩大到“场域”，在场域中，群体占据了位置，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正是依托于场域这个基本单位而展开的。
布迪厄认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5]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场域不仅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布迪厄选择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单位是与他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对于场域（field）这一概念，布迪厄这样说：“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具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如美学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例如，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这种竞争和策略的目的是生产有价值的符号商品，而符号商品的价值依赖于有关的消费者社会对它的归类，符号竞争的胜利意味着一种符号商品被判定为比其竞争对象拥有更多的价值，并可将之强加于社会，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他认为：“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是对游戏的感觉，是对特别的、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纭繁复、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场域内部充满力量，是指个体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每一个场域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任何统治都隐含着对抗。在布迪厄看来，甚至场域的确定和场域边界的确定，都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他以个体间的互动来定义场域的界限，场域的界限是由场域自身决定的，没有先验的答案，“场域的界限在场域作用停止的地方。”[46]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场域，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布迪厄将这种分化的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自主化实际上是指某个场域摆脱其它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为了说明场域的自主化，布迪厄区分了一个给定的空间中的两种“生产场域”，一种是“限定的生产场域”，另一种是“大规模的生产场域”。限定的生产场域是与场域本身的特殊化共同扩展的，而大规模的生产场域是社会场域的扩大，有更多的外在影响进入，社会力量和世俗力量更多的渗透，此种场域，边界往往模糊不清，特殊化程度也不高。
在限定的生产场域中，生产是为了其他生产者即场域中的行动者和制度，这时，供给方同时也是需求方，限定的生产场域即自主化的场域，或者说具有自主性的场域。布迪厄在经济学的启发下，研究了“自主性的度”。他认为，一个场域越是自主的，这个场域的生产者只为本场域其他生产者生产而不为社会场域的消费者生产的程度越大。这样来看，自主性最强的场域是科学场域，其次是高层次的艺术场域，相形之下，法律场域较少自主性，而自主性程度最低的是政治场域。因为科学场域是自主化的典范。所以，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越是从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了自主性，这个场域的语言越具有科学性。一个场域中的竞争和策略不仅取决于符号商品的价值，还有此场域的自主性，因为自主性强的场域遵循的是“是非”逻辑，自主性弱的场域遵循的是“敌友”逻辑。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确的行动者诸如学生、小说家、科学家等来表明其特征，由其自身的历史积累、自身的行为逻辑、自身的资本形式来表明其特征。然而，场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个场中获得的资本酬劳可以被转换到另一个场中，况且，每个场都是处于权力场之中的，或者推而广之，处于阶级关系的场之中。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在特定的场的内部存在着斗争，存在着为争取权力来界定一个场的斗争。
布迪厄把科学看作社会场的一部分，认为科学家是社会场的产物。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也认识到那些观念，也会经常误认社会现实。同样地，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观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来解释他人实践的。
布迪厄提出场这个概念是为“关系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对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地位的多维空间的阐述。一个特殊行动者的地位是这个人的惯习与他／她在地位场中的位置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而地位的场则是由资本适度形式的分布来界定的。
（三）资本
布迪厄把资本的不同形式的构成以及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放到了对“场”的研究的中心位置。布迪厄由此提出了资本（capital）这一概念：“在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家所用的资本概念，他把资本视作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布迪厄说：“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布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来，他又补充了象征资本。资本具有自身的自主性、生成性和可置换性的特点。雄厚的社会资本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从而谋取较多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实力强者，又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就读更好的学校，捞取较高的文化资本等。资本与权力密切相关，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社会空间的位置，也就决定了他的权力。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是他的社会学宗旨的具体体现。他主张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人们的错觉，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他说：“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特别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被揭露的隐秘。”他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场，赌场是一种完全竞争的、没有惯性、没有积累、没有对已有财富和特征继承的世界，赌场上每个赌徒面对着同样的输赢概率，机会是平等的。而社会不同于赌场，社会活动也不同于赌博，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活动的，这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排他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传统经济学资本概念都有所不同，它包含了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他所说的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它致力于在理论上调解个人与社会。布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产生阶级区分。布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
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布迪厄以这种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他对现代社会分析的中心。
虽然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但它必须被象征性地调解，经济资本不加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