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莫菲话语理论的基本要点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要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加以解构。他们认为当下至为关键的是要重新整合“领导权”理论，使“领导权”范畴脱去其本质主义的枷锁，并使其建立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的基础之上，从而为实现其激进民主的政治构想创造理论条件。所以，为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拉克劳与莫菲就提出以“接合”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他们所谓的新的“话语理论”，是对传统本质主义理论的瓦解和对自己的“话语理论”的建构，从而完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1.何谓话语
何谓“话语”？在拉克劳与莫菲那里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显然，拉克劳与莫菲对话语的重视，与20世纪的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拉克劳自己坦承：“有三个来源激发我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18]简言之，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话语也就是运用后结构主义的哲学范式对现代哲学关于话语与实在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强调主体、社会与政治的话语构造特征。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话语”一词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和使命。话语既是解构主义的某种产物，也肩负着建构拉克劳和莫菲所谓的政治本体论的使命。拉克劳指出：话语理论超越了传统哲学的解释模式，话语是由言谈与行动、语言与使用语言的语境构成的总体，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构造概念。[19]具体而言，他们的话语理论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规定：
首先，话语不仅仅是言谈，也不仅仅局限于写作，因此，话语绝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的范围。相反，话语总是表现为与行动的结合，它包括以言表意（locutionary）和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只有从话语出发，才能消除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二元对立。拉克劳与莫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的话语概念一提出，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激烈的反对者格拉斯在《新左派评论》上撰文指出，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是唯心主义的集中体现。[20]对于格拉斯的这一批评，拉克劳和莫菲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曾以具体的例子来阐释其“话语”概念的意义。比如甲乙二人砌墙，甲向乙要了一块砖，然后放在墙上。第一个事实是要砖，是属于语言学的；第二事实则是砌砖，它属于由言语而引发的行为，这两个事实构成一个砌墙实践的整体。“这个整体在其中包括了语言学与非语言学，我们把这个整体称为话语。”[21]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话语”并没有多少神秘之处，它其实是将20世纪哲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的具体产物。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概念不是言语所意指的行为，而是赋予了言语更深更广的社会意义。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话语”并不仅仅属于语言学，而是超越了语言学的领域。反过来，语言及其行为仅仅是“话语”的一个组成成分。
其次，话语是消解总体性的产物，是总体性消解之后的“碎片”，是“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所以单个的话语是自由的、随意的和漂浮的，它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接合，才能形成一定的意义。离开了具体的话语氛围和背景，就谈不上话语的意义。在德里达解构哲学看来，结构概念仅仅涉及的是一个空间或形式与场所之间的秩序，结构表示的是一个由先验中心决定的、具有内在秩序的封闭系统。德里达认为传统的结构概念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封闭性，造成了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转换的困难；另一个是中心化问题，结构的总体化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建立起来的，结构的变化根源于内在逻辑的展开。德里达对传统结构概念的解构，首先是质疑其建立的基础、根据和起源；其次是揭示中心化的观念在结构总体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破坏了中心与总体结构的统一性与一致性。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它假设中心的构造与结构化，而自身又逃脱被结构化的过程。这些矛盾造成对中心的不断寻找与替换，结构中心的无限置换使中心无法被表达，最终导致对中心的放弃。完全总体化结构的缺席，导致在意义领域中，只能建立起来一个不确定的、临时的、秩序多样性的、相互置换的中心。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获取了丰富的理论滋养。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话语概念是一种结构被解构的产物，是作为总体化的社会消解后的“碎片”，因而它不再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决定论和罗各斯的种种特性，而是建立在消解后的“碎片”的基础上。作为“碎片”化的“话语”就不再面临着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决定与被决定等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通过各个不同的“碎片”的随意组合和接合，进而形成不同的新的动态的接合结果。所以，拉克劳与莫菲说，封闭的中心化的结构概念的解构，把我们直接带到了话语概念之前，话语可以定义为差异链的集合，是不同意义链的连接，这些意义不断被商议，由于中心的缺席无法把结构系统完全封闭起来。
再次，话语又意味着某种通向总体性的建构。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每一个社会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其意义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拉克劳与莫菲说：“来自接合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22]他们又说：“我们使用话语概念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社会构型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一个普通的球状体与“足球”在不同场景或结构体现中的不同意义来阐释“话语”与结构总体化的关系。例如，在街上踢一个球形物体与在足球赛踢足球，虽然两者都是一个相同的自然物体，但由于所处的场景或具体的结构的差异，二者就具有不同意义。在大街上玩一个球状体，可能仅仅是随意的一种游戏，但只要一提到“足球”，人们马上就能联想到有足球相匹配的场景或结构。它涉及到一整套的比赛规则，同时还涉及到比赛中的主体和客体，即球员和足球，同时还涉及到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其他因素，如裁判，等等。这是一个复杂的，并由足球这一“话语”所建构起来的结构体系。这一各个不同成分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并非由其中哪一单个的成分所能决定的，而是通过“足球”这一词语而建构起来的一个复杂的总体性结构，而这一建构本身就不是自然的，而是由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体现中的人所建构的。所以，拉克劳与莫菲说：“这套关系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23]可以说，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语”既是某种言语，但又不止于言语本身，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话语既是“碎片的”又是“建构性”的、既是单一的，又是接合的；既是漂浮的、分散的，又是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所以，话语承载了超越于“言语”的意义和使命，并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有关领导权理论的理论基石。对于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理应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其应有的意义，而不应止步于其反对者格拉斯简单地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签来批驳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语”概念的层次上。
2.话语的基本规定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提出四个核心概念：“接合”、“话语”（discourse）、“要素”（moment）、“成分”（element）。所谓“接合”被拉克劳与莫菲定义为：“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接合，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接合实践的结果”，“来自接合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中被接合起来，我们称之为要素（moment），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接合的差别为成分（element）”。在拉克劳与莫菲那里，话语不等同于话语语境（discursive）。有的作者或译者对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并将“discursive”译为“推论”、“话语”、“对话”，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误解。[24]拉克劳对此做了澄清和解释：在1988年《新左派评论》专门策划的对拉克劳的专访中，访问者认为拉克劳将话语界定为旧常对象存在的构成视域，并在事实上赋予了话语一个超验地位。然而，拉克劳对其回答则是完全否定的。他认为提问者误解了“discourse”和“discursive”的差异，误把“discursive”当作“discourse”了。他说：“不，根本不存在着任何的模棱两可之处。你所引的界定并不是话语（discourse）的而是语境（discursive）的定义，因而语境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对象（当然，尽管具体的话语是对象），相反，它是一个理论视域。人们所认为的是——语境，其作为任一对象的构成视域，一般并不具备可能性条件，而在该视域中建立的具体话语的确具有可能性的条件。这样的可能性条件本身就是语境的。”[25]由此看见“discourse”与“discursive”既有着密切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话语与话语语境的区别是意义的确定与非确定的程度的区别。
概括地讲，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
（l）在可能的客体建构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语法，这个语法促成了和实在的联系，围绕着持续的话语现实化，在反抗的语境中进行社会认同的建构。这种现实化并不和特定的客观事物相联系，而是把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再描述的可能性作为主要的关注点。
（2）这一话语概念不仅仅是讲话和写作，因此不能把它归类于语言学。话语总是表现为语词和行动的结合，它同时包括了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在意义的总体中出现的话语，既不是语言学的也不是超语言学的，而是必须先于这种区别出现的。对语言行为来说，这种表现维度是本质的、内在的，因此，一个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东西。
（3）为了表达话语理论的历史性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们把事物的存在和实体作了区分，认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和事物本身的实体不是同一个东西。事物的存在是历史的变化的，而实体则是不变的。拉克劳很早就指出，事物的存在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如果把事物的存在固定化，会导致两个错误：一是把客体本质化，把主体还原为已经存在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二是把主体本质化，把客体还原为思想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