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哈贝马斯把交往理性和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理论引入政治领域、提出话语民主理论，对政治学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就政治学理论而言，如前所述，话语民主理论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并作为审议民主的一个主要流派和民主理论的新范式。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实行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等，存在种种政治问题：过于注重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对理念缺乏足够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有时会损害公共利益，策略行动过多、交往行动不足，强势利益集团操纵选举和立法，强调竞争与博弈、忽视协调与合作，等等。共和主义的主张过于理想化、难以付诸实施。而超越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的话语民主具备一定的可行性，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克服自由主义民主的很多弊端。话语民主程序能够产生合法之法。立法机构由于获得了来自生活世界的民意基础，就可以摆脱软弱无力感和由此导致的立法滞后和法律缺位；行政机构由于获得了交往权力的合法性根基，就可以避免“自我编程”的尴尬和公民对于行政权力膨胀的指责；司法机构由于得到了充足的立法供应，也就不必承担“摄政王”的超载功能。^[75]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延续了激进民主理论的重视民主参与的传统。当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很多决策与民众的距离非常遥远，民主参与显得日益艰难，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因而日益下降。话语民主理论为缓解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民众可以在公共领域参与商谈，而且互联网等现代科技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一方面，话语民主可以成为民众维护权利、表达诉求与观点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民众对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讨论，发现其中需要政治系统予以解决的问题，在公共领域展开商谈，达成共识以影响公共决策。因此，话语民主能够有效弥补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下选民在选举之后对公共决策的正面影响不足（利益集团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有时是负面的，即对其利益的追求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的缺陷。

当然，话语民主理论只是一种理论体系，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在实践中推行将面临重重困难。话语民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公民要有采取交往行为的习惯，需要相互尊重、积极参与、认真倾听、理性思考，服从理性权威而非权力或金钱，权力、金钱不干预公共领域的商谈，等等，其中的很多要求即使在当代西方国家也是难以达到的，对转型国家来说困难更大。例如，一些公民可能缺乏参与的兴趣，即便参与也难以改掉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策略行为等习惯，贫富两极分化也会增加了公共领域商谈的难度，等等。

关于公共领域，总的来说是无法加以赋予组织形式的。^[76]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中，商谈什么、怎么商谈、商谈多久、商谈达成的共识如何到达政治系统，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话语民主理论依然没有给出答案。

哈贝马斯反对后现代主观主义立场，坚持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否定理性，那么至少要有一种标准来解释所有理性标准的崩溃，如果没有这种标准，那么这种否定也就毫无客观性可言，而这种理性化的标准又在哪里呢？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概念体现在语言中，尽管脆弱，但并非无药可救，这里所说的语言即是哈贝马斯哲学的核心：交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