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质主义与领导权的解构
拉克劳与莫菲于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是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他们直接而明确打出了“后马克思主义”旗号。[6]在此书中，他们承接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观点，意欲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逻辑的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拉克劳与莫菲把自己的理论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这表明他们已经认同了某些立场，但是，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停留在这些立场之上，而是把这些业已形成的理论立场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出发点，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所在。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立场，进行了一系列的解构。
（一）拉克劳与莫菲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第一次把他们的理论阐述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是在二人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中：“通过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奢望及有效性范围，我们与这一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即以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或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渴望——发生了决裂，我们的著作的总体倾向是不是这样的呢？毫无疑问，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显示出来，并对它另外的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n）或消除，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领导权概念。这种领导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7]这是该书唯一一处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第一次出现了书写形式上的差异。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导论的全文及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这个段落看，拉克劳与莫菲的本意并不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或对立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态，他们之所以要以字体的倾斜变化造成书写外观上的差异，是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relevant），表明他们过去曾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他们曾经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辩护者，但现在他们已超越了这一理论地平线。所以，在这里主要是时间意义上的，表示他们曾经走过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实际上，在这一段的前面，拉克劳与莫菲己对他们何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反思的出发点给予了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传统，通过它，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才成为可能。对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则是凸显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再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域之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建构和再激进化，但这一思想规划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为其借以滥觞的根据，并且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除具有一定的时间意味外，还有空间秩序或等级程度上的延伸、转换之意，表示一种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和激进主义的方案。[8]
（二）解构与重建“领导权”概念
拉克劳与莫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书中诠释的领导概念是对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进行解构之后的建构。葛兰西吸纳了列宁主义相关的理论，认为领导权不再被构想为对预先构成的主体所施加的纯粹的政治领导，而是构想为道德上的、思想上的、知识上的领导。正是通过这一领导形式，新的政治主体将被创造出来，这些主体将要表达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产生于工人阶级对一系列相应于那些严格讲来并非是阶级矛盾的各种矛盾而产生的民主的大众的要求进行的接合之中。社会总体一致性被看作是基础结构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必然作用”的结果。葛兰西认为，历史并不按一个简单逻辑进行，每一接合和断裂取决于革命主体的政治干预。但他并没有把政治的优先性限于革命的紧急关头，而是使之成为包括稳定期在内的每一社会形势下的接合性原则。尽管拉克劳与莫菲使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并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作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切入点，但是领导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葛兰西是把领导权视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行使的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学者，如阿尔都塞、普朗查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受到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都有领导权概念的痕迹。值得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思想是与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领导权力量的根本核心由基本阶级构成”[9]，“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10]。
拉克劳与莫菲明确地宣告要“超越葛兰西”、“走向一种新的领导权概念”、并将社会主义建立在“激进民主”观念之上。他们认为葛兰西的概念“最终是不连贯的”，而且在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道路上也没有走得太远。在葛兰西看来，即使多样的社会要素只具有关系上的统一性（通过接合实践实现的同一性），每一个领导权形态中也必须总是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这个原则只能是基本的阶级。[11]换言之，尽管强调政治斗争的偶然性，葛兰西还是企图保留马克思关于同一性将最终具有一个阶级原则的思想。尽管其理论有些高深，葛兰西最终还是按照两大“自然”主体，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二元斗争的方式思考政治的。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对第二国际以来有关领导权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谱系学的考察，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重新确立了阶级构成、主体身份和主体行为、认同和差异等一套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他们的考察结果表明：社会的日益分化和分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但“领导权”范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本质主义逻辑具有内在关联的范畴，是一个还未被完全彻底打碎的核心范畴。正是“领导权”范畴才使工人阶级得以本体化为一种真实的具有普遍性的主体。拉克劳与莫菲把领导权思想中的阶级因素视为本质论、决定论、还原论而加以拒斥，强调一种非本质论、非决定论、非还原论的非阶级的领导权。领导权被从阶级政治中剥离出来、成为由偶然性的逻辑所造成的接合，是在激进民主的政治过程中偶然地建立起来的，是与阶级利益、阶级统治相脱离的。
（三）对本质主义的解构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与莫菲利用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对马克思的分析当中，他们把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多元的政治维度解读出来。他们所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后阿尔都塞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和新葛兰西观点结合起来，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激进民主理论与政治。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是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要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加以解构，消除其本质主义、还原主义倾向，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理论完全建立在领导权理论和对社会、阶级概念解构的基础之上。
全面质疑、否定和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理论是拉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取向，尤其是面对当下世界状况的深刻变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所谓经典理论的否定和置换，夺人眼球。拉克劳与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本书是对本质主义的深入批判，他们认为这种本质主义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的核心，20世纪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恐怖事件向这一本质主义提出了质疑：“现在处于危机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取决于工人阶级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取决于大写的革命的角色定位，即：将革命作为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类型过渡的建基性契机，取决于那种使政治的要素变得毫无意义的完全单一的、同质的集体意志的虚幻远景。”[12]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解构总体性概念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13]。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而且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载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窠臼。
拉克劳与莫菲在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基础上，表达了对微观政治的诉求。拉克劳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就有意避免从资本积累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试图以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策略将政治理解为去总体化的多元要素的连接与凝聚过程。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克劳与莫菲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宏观政治。他们认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一样，普适性的宏大政治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14]一方面，经典的左派政治分析形式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族群的、民族的及性征上少数的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发生的种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大到更加宽广的范围。”[15]这些“新的积极现象”的不断涌现催迫着新左派理论家在一种新的理论架构内重建激进政治的话语空间。所以，《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部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明显表现出“双层结构”：对传统激进政治的理论基础的解构和对后现代语境下新型激进政治的重新建构。
2.解构经济决定论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16]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最终根源就在于它预设了生产力的中心地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它就要被生产力打破，这意味着，生产力的要素是生产关系所无法“撼动”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可以独立的力量。他们把这种具有绝对刚性内核的线性生产力称作“中性生产力”，而这种中性生产力就像“自在之物”似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拱心石。拉克劳与莫菲断言，如此的中性生产力观念蕴含着典型的近代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它首先设定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内容与形式等等的僵硬的对立，然后又把一方归为另一方的附属物和被决定者，从而构造出一种中心主义的理性神话。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由多种变量相互作用构成的开放的体系。即便仍沿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偶式解释模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也不仅仅表现为“反作用”，生产关系完全可以成为生产力的积极的建构要素。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要素构成中的信息量、知识量及技术含量的增大，随着在微观层面上生产的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的变革以及工作方式的变化，生产力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以外的多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影响。在这种情景之下，像古典马克思主义那样主要从“生产之镜”来审视生产关系，或者以过于简化的生产逻辑来界定日益复杂化、宽泛化的生产关系都已不再具有当代意义了。然而，拉克劳与莫菲并非要完全取缔生产力这一概念，而是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的理性主义，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必然”决定作用。他们认为，“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构成了全部历史的合理性基础，生产力如此的“历史担负”实在是过于夸张，而让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确保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更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高水平的生产力状况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决定其必定产生的绝对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尖锐矛盾大多并非导源于生产场所，而更多来自于消费领域、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以及各种新社会运动。即便是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也不能统统简约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之归结为劳资之间的固有冲突。总之，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把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严格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却又使它们威力无穷，产生着决定一切的功效。
3.解构阶级还原论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已经过时，后马克思主义承认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斗争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现代社会不存在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成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17]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当代社会还存在着剥削、对抗和斗争，但那已经越来越不是阶级斗争了，已经无法还原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话语或超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社会上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利益，当然也就不能由统一的客观利益产生出统一的阶级，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能以单一的客观利益为基础将他们划归为某个阶级。社会是依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身份不是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并且是不断变迁和流动的。特别是战后产生的各种各样新的抵制和对抗形式，都无法还原为阶级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论点自然遭到质疑。因为已经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就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并非是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