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达游记序

日本·林出贤次郎

受雲亭君者，慷慨悲歌之士也。予游历清国新疆，识友于藩辕①，同学于陶庐②。戊申之夏，世兄王仲英、叔雄两君约游博克达山③，君与之同游者也。君有游记最佳，予深爱之。明年己酉，王仲英、叔雄君入都，君与予送至渠犂返④，同住藩署西花厅。君此时任新疆陆军督练处测绘科科长，代办将弁学堂监督，兼陆军小学堂测绘教授⑤。予应清国新疆巡抚联中丞之聘⑥，任法政学堂法律教习，兼陆军小学堂英文、算学教授。每日各公而外，无片刻不论文谈心，无星期不并马驰驱，其情义彼此之殷勤，实有难以笔罄者矣⑦！

又明年庚戌春正月，予将返国，索阅君之《博达游记》，意欲抄携焉。君慨然曰：“中国诗学，自唐宋以后日衰一日，凡所谓能诗者，骈体词章⑧，较工字句而已。其笔走雷电，字挟风霜，一切慷慨悲歌，能使阅者一读心伤，再读目眦⑨，三读拔剑而起之一种豪放诗气，独概见于日本。吾向读日本维新慷慨史⑩，触目惊心！望风怀想，未尝不叹其诗之慷慨，人之雄杰者矣！吾之此记，何敢贻笑于贵国哉！”予曰：“非此之谓也，意在作一人之记念耳。况君之此集，言近旨远，意悲词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⑪；其忿世疾俗，则附于楚辞⑫；陆机其壮，潘岳其雄⑬。钟嵘谓陆才如海，潘才如江⑭；予敢以君才如洋钦佩之矣，君何谦之过也！”君又曰：“君既视仆如此其重⑮，望仆如此其切，勉仆如此其极，情之至，义之尽也。然情义非文不著，并难垂诸久远，乞序《博达游记》，仆作记念，并俟抄出后，即驿驰呈。”予曰：“可矣！”遂以此为序。

时在大清帝国宣统二年庚戌春正月，大日本帝国明治四十三年二月，日本外务游历官商务学士林出贤次郎序于天山北麓。

题解：受庆龙（1882—1952），字雲亭。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随伊犁将军长庚出师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陆军督练处测绘科长等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时年二十六岁的受庆龙与友人王仲英、王叔雄、曹子杰及林出贤次郎（一名林出慕胜）同游博克达山（即今天山博格达山），天山天池所在地也。庆龙撰文并赋诗二十八首以记游抒怀言志，名为《博达游记》。宣统二年（1910）春，应林出之请正式结集，由新疆官书局出版印刷，今仅见其复印件。前文即为林出所作之序，其中叙写了作者与庆龙友情之深及作序的缘起，并以二人对话方式给予游记及庆龙本人以极高评价，称其人为“慷慨悲歌之士”，赞其诗可与《国风》、《楚辞》相附比，“陆机其壮，潘岳其雄”，语言形象生动，透露出贤次郎深厚的汉学功底及对受雲亭的钦敬之情，不失为序中珍品。

林出贤次郎（1882—1972），日本和歌山县日高郡美滨町人。1902年作为和歌山县的县费留学生，到中国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学。1905年毕业时，正值日俄战争，他被日本外务省录用为“嘱托”（特约职员，实为间谍），他的任务是远赴中俄边境地区收集情报。林出时年仅二十三岁，他身着中国服装，辫发垂于脑后，敦厚诚挚，温文尔雅，颇像中国官员。林出在伊犁逗留五个月，后又在乌鲁木齐逗留三个月。他与乌鲁木齐的布政使王树柟结为知己。返回北京后，林出被正式录用为日本外务省驻清朝的中文翻译。同时，经外务省特别批准，又受聘于清政府，成了一名清朝的教官。1907年，他又一次前往乌鲁木齐，这一次是作为清政府官员，去完成与王布政使的约定，赴任新疆法政学堂和新疆陆军小学堂的教官。为了表示对林出的谢意，王氏把自己所知道的清朝礼节、中国文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林出。林出贤次郎在乌鲁木齐生活了三年，于1910年回到北京。期间与受庆龙共同师事王树柟，又结伴同游博格达峰。公务之暇，“无片刻不论文谈心，无星期不并马驰驱”，情谊深笃，相互钦敬，留下了一段佳话。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同年9月15日签订《日满议定书》时，林出贤次郎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的随员出席。10月，林出调到设在长春的所谓的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任书记官。1933年1月，林出贤次郎兼任伪满执政溥仪的翻译工作。1934年3月“伪满”改“帝制”后，林出贤次郎的官衔是伪官内府的“宫内府行走”，直至1938年1月离任回国，一直与溥仪形影不离，受到溥仪的绝对信任。他记录并向日本外务省提供了伪满洲国最高机密——《绝密会见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弊原喜重郎表明了不扩大事变的方针，遭到了具有武力背景的日本军部的反对，军部强行扩大了事变。外务省充满了对军部的强烈不满，但对此又无能为力。伪满洲国成立后，外交事务都是日本军部掌控下的关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而由外务省支配的“使馆”外交官们却被无视。当时，外务省对于军部的独断专行已有了危机意识但又束手无策，所以驻“满洲国”的外交官决心冒险，将绝密情报送往日本外务省，这便是《绝密会见录》诞生的背景。林出贤次郎利用白天给溥仪当翻译的机会，快速记下内容，晚上则让助手书记员进行整理。他本人留下副本，将正本通过日本驻伪满大使馆，每月几次往日本外务省寄送。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林出贤次郎记录下165次重大的溥仪、郑孝胥等与日本政要的秘密会谈，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和秩父官、竹田宫等皇族，以及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60余名日本重要人物。这些会见记录被冠名为《绝密会见录》，全是绕过关东军及溥仪，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直接呈送日本外务省。通常也只有外务大臣和外务次长才能翻阅，并作为极密资料严格保存起来。《绝密会见录》正本在日本战败后被全部焚毁，而副本则被林出贤次郎秘密携带回日本，藏在家中旧宅的泥灰墙仓库中。林出贤次郎去世后，其子贤三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份重要资料的存在。直至1985年，他将此事告诉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政宪资料室的广濑顺皓。这一年已是林出去世后的第十四个年头了。这卷有时是整整齐齐用打字机打的字，有时用毛笔书写的《绝密会见录》共十几本，摞起来高度竟达一米多。大约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觉了林出贤次郎所负有的特殊任务，遂被关东军逐出伪宫内府，离开溥仪回到日本。1938年4月23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在醒目位置上，刊登着林出贤次郎准假归国的照片和题为“一人三职五年半，效力四任大使”的专题报道：“满洲国建立后，随武藤全权大使入满已五年的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林出贤次郎准假归国， 已于22日乘从大连港出发到门司停泊的‘吉林丸’东归。曾先后效力于武藤、菱刈、南次郎、植田四位大使，一方面作为‘宫内府行走’侍奉于皇帝陛下左右，并担任关东军之‘嘱托’，一人兼三职的林出结束了他五年半的满洲生活，这也许意味着他将永久脱离同满洲的关系而准假回国。”

作为日本外务省的特工人员，自1905—1938年三十余年的“中国之行”中，林出贤次郎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书写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而由他亲手完成并精心保存的《绝密会见录》，无疑揭开了伪满洲国的“黑幕”，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见证。 曾被林出贤次郎带回日本的三十种新疆地方志汉文原本，后由日本学者片冈一忠编为一书，名为《林出贤次郎携来新疆省乡土志三十种》。1987年，日本学者梅村坦访问新疆时，受片冈一忠委托，将此书一册转赠新疆社会科学院，成为编写新时代新疆地方志的第一手重要参考资料。林出贤次郎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竟又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注释：①藩辕：此处指新疆巡抚衙门。藩，封建时代称属国属地或分封的土地，借指边防重镇。辕，指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旧时指军营、官署的外门，借指衙署。②陶庐：即陶庐老人王树柟，（柟，“楠”的异体字）。王树柟（1852—1936），字晋卿，号陶庐老人，直隶新城（今属河北）人。近代著名学者。著有《陶庐丛刻》，收王氏著作五十三种六百八十卷的提要考证，又名《陶庐全书》。清光绪进士，1906—1910年为新疆布政使。在疆期间，兴利除弊，倡办教育，发展经济，巩固边防，并创修《新疆图志》，建树颇多。他与沙俄据理力争，收回了邮政主权，促进了新疆多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主权，达到一生政治的顶峰。1914年，赵尔巽聘王树柟为清史馆总纂，国史馆总纂，负责编纂《清史稿》等巨著。一生著述丰巨，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方志编纂学家，文化大家。当时受庆龙、林出贤次郎共同师事王树柟先生。③王仲英：王树柟之子。叔雄：即王叔雄，仲英之弟也。时二人随父在疆，皆庆龙之好友。（据谢道弘《陶庐全书书目考》载：“新城王晋卿先生既卜葬于宛平西山之麓，其哲嗣仲英贤弟出示先生《随年录》，属为编订《年谱》。”）博克达山：即今博格达山。主峰博格达峰在新疆阜康市境内，海拔5445米，为天山三大高峰之一，距乌鲁木齐市110公里。著名的天山天池就在博格达峰麓，古籍中称瑶池，传为西王母沐浴之处。天山白云缭绕，池水碧如玉镜，峰峦雪松交辉，天光雪影，倒映池中，风景绝佳。④入都：前往国都北京。渠犁（qú lí）：亦作“渠黎”。汉西域诸国之一。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尉犁县西北。《汉书·西域传下》：“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汉书·郑吉传》：“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唐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⑤将弁学堂：此指新疆将弁学堂，1909年王树楠创办。学堂设在迪化，招收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100名学员，专门培养新军中的骨干。将弁学堂与“新政”期间举办的“陆军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共同构成多层次交接配套的新疆军校体系。将弁，武官的通称。弁（biàn ），古代贵族的一种帽子，其爵弁为文冠，皮弁为武冠。后泛指帽子，渐而代指武官。⑥新疆巡抚联中丞：指当时清廷委派的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巡抚是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事。1884年，新疆建省，开始设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巡抚别称“抚院”、“抚台”，俗称“抚军”。官品为从二品，下辖两司：一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长官为布政使，官品为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人事等；一为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长官按察使，为正三品，掌管一省的司法和驿传等。联魁（1849年—？），字星樵，一字星乔，满洲镶红旗人。贡生出身，同治三年（1864）在神机营当差，历任兵部候补员外郎，海军衙门章京，会典馆纂修，兵部郎中，甘肃甘凉道员，甘肃西宁道员，曾在安徽担任布政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新疆巡抚，宣统二年（1910年）卸任。宣统元年兼任会办盐政大臣。⑦罄（qìng）：本义为器中空，引申为尽：罄竹难书。⑧骈体：一种古文体，以常用对偶和整齐文句并声音和谐以及词藻华丽为特征，盛行于六朝（后世对三国至隋统一前南北两方的泛称）。骈（pián ），本义“两马并驾”，引申含义为成双成对，聚集等。⑨眦（zì）：本义为眼角，此处指决眦，即睁大眼睛。⑩日本维新：即指“明治维新”。它是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日本从此正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⑪国风：“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bīng），共一百六十篇，能表现各地的民情风俗习惯。国君以诗教化百姓，百姓以诗讽刺君王，可以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也可以讽刺施政得失，反映民情。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它所运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历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音乐、文学的伟大经典。⑫楚辞：书名。西汉刘向辑。为骚体类文章的总集。收录有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东方朔、淮南小山等人的辞赋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共计十六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古称南风、南音，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⑬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人（今上海松江），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被誉为“太康之英”。祖陆逊，父陆抗，皆三国吴名将。陆机诗以华美深密、英锐漂逸见称，所作《文赋》为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钟嵘《诗品》卷上评：“晋平原相陆机，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於公干，文劣於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他的《平复贴》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潘岳（247—300），字安仁，后人常称其为潘安，西晋文学家。祖籍荥阳中牟（今属河南）。“总角辩惠，摛藻清艳”，被乡里称为“奇童”，成年后姿仪伟美，高步一时。《晋书》本传载，“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与石崇等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司马伦及中书令孙秀所杀。长于诗赋，犹善哀诔之文，与陆机齐名，辞藻华丽。钟嵘《诗品》卷上：“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后因以“陆海潘江”喻文才渊博。唐王勃《腾王阁序》：“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⑭钟嵘（约468—约518），南朝梁文学批评家。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齐时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和衡阳王、晋安王记室。所撰《诗品》，为诗歌评论专著。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诗品》提倡风力，反对玄言；主张音韵自然和谐，反对人为的声病说；主张“直寻”，反对用典，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的标准。⑮仆：“我”的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