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文本的跨文化传播

中国戏曲文本的跨文化传播从戏曲剧本开始。在早期的中国戏曲文本跨文化传播中，18—19世纪欧洲的汉学家和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海外传播比较早的戏曲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以《赵氏孤儿》等为代表的元杂剧。18世纪“中国热”流行于欧洲，欧洲人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1731年，法国来华的传教士约瑟夫·普雷马雷（Joseph de Premare）。中文名马若瑟，把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用法语译介到法国。1735年杜哈德神父将其收录到《中华帝国全志》，此后此剧译本在欧洲广泛流传，开启了中国戏曲作品译介西传的进程。由于这部《赵氏孤儿》产生影响较大，后来欧洲又出现了改编自马若瑟的法文版的英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的改译版。其中以伏尔泰以此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中国孤儿》最为著名。（李声凤，2015）《赵氏孤儿》作为现今可考的最早传播到海外的元杂剧，在欧洲引起较大反响。不过当时马若瑟的译本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著。马若瑟认为中国的戏曲作品中典故和修饰语比较多，由于文化差异的关系，对欧洲人来说比较难懂，在译介时参考欧洲流行的戏剧样式，“删曲留白”，只译出了宾白，省去了唱词以使译本叙事连贯完整，但中国戏曲艺术的特色未能很好地保留。而后根据马若瑟的法语译本翻译的其他语言的译本，都不同程度地做了改编。也就是说，当时欧洲翻译的中国戏曲文本，基本上采取的是改写和转译的方式。

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逐渐转向世俗化，出现了一批非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其中较著名的是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他不仅翻译了李渔的《蜃中楼》（1815）、武汉臣的《老生儿》（1817）和马致远的《汉宫秋》（1829），还撰写《中国散论》（1865），对中国戏剧给予介绍。（赵征军，2013）中国戏曲作品在欧洲的翻译出现了一个创作改编的高潮。《感天动地窦娥冤》也是较早被译介到欧洲的中国戏曲。1821年，英国外交官司汤顿（Thomas Staunton）翻译的清朝图理琛《异域录》中收录了《窦娥冤》剧情概要，被译为《仕女洗冤录》，随后又被译成法文、俄文、日文等版本。迄今，《窦娥冤》总共有四个全译本。1838年，巴赞出版了一本《中国戏剧选》，也收入了《窦娥冤》《梅香》《合汗衫》《货郎旦》四个剧本，这是西方人出版的第一个中国戏曲选本。他翻译的作品还有《金钱记》《鸳鸯被》《赚蒯通》《来生债》《薛仁贵》《铁拐李》《秋胡戏妻》《倩女离魂》《黄粱梦》《吴天塔》《忍字记》等。法国的朱利安翻译出版了《连环计》和《看钱奴》。（林一、马萱，2009）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戏曲中有上百种剧目被译介给欧洲的读者，如亚历山大（R.Alexander）编译三国题材剧本《貂蝉》（1869），斯邓特（G.C.Stent）所译元代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1875）。（赵征军，2013）其中《西厢记》《灰阑记》《汉宫秋》《桃花扇》《长生殿》等都是在国外甚受欢迎、有多种译本的作品。《西厢记》在国外评价很高，《西厢记》有法、英、德、意、俄、日、朝、越等多种文字译本。1880年，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如此评价《西厢记》：“如果撇开语言、音乐等不谈，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西厢记》在被国外汉学家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理解，剧名也做了改变，如莫朗法译本名为《热恋的少女：中国十三世纪的爱情故事》，巴赞法译本名为《博学的妓女》，汉斯·鲁德尔斯贝尔格选译本称为《蝴蝶小姐的婚姻》，等等。（山人，2006）虽然这些译介活动主要是海外汉学界和传教士等单方行为，并且在译介过程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但是这些文本的传播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开始。大量的中国戏曲剧目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戏曲批评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的诞生，这使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的掌握和理解向前迈了一大步，为后来西方接触和了解中国戏曲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经验基础，在中西方戏剧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内容。

20世纪初，中国戏曲的文本传播由国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共同推动。国外汉学家方面，在英语国家有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与美国戏剧学家L.C。阿灵顿将《捉放曹》《珠帘寨》等数十种剧目翻译成英文，合作翻译编撰了《中国著名剧目》（Famous Chinese Plays），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在日本，中国戏曲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被日本汉学家所关注，他们主要是在中国的戏曲文本翻译和戏曲研究方面翻译和创作出大量促进中日两国戏曲交流、发展的著作，幸田露伴的介绍元杂剧的文章《元曲梗概》（1900），森槐南的《元人百种曲解题》（1907）、《作诗法讲话》（1910），宫元民平、金井保三译著的《西厢歌剧》（1914），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1919），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剧五百番》（1922），宫元民平的《中国小说戏曲史概论》（1925），波多野乾一的《京剧二百年之历史》（1926），等等。（何淼，2014）汤显祖的剧作在这时期也开始在西方被译介。1929年，徐道邻以德文编写的《中国爱情故事》对《牡丹亭》进行了摘译和介绍。1931年，德国汉学杂志《中国学》刊出了Dschang Hing与Vincenz Hundhausen（中文名洪涛生）选译的《牡丹亭·劝农》德译本，洪涛生在1937年完成《牡丹亭》的全剧本翻译工作，将书名改译为《还魂记：汤显祖浪漫戏剧》，分别由苏黎世和莱比锡拉施尔出版社出版。（徐永明，2016）1939年，意大利学者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首次将《牡丹亭》翻译成英文。国内学者方面，熊式一在中国戏曲文本的海外传播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32年，熊式一在英国研究莎士比亚期间，在其导师聂可尔（A.Nicoll）与诗人剧作家亚柏康贝（L.Abercrombie）的建议下：“在中国旧剧中，找一出欧美人士可以雅俗共赏的戏，改译成英文话剧，看看可不可以在英美上演。”（熊式一，2006）在比较了多部中国传统戏曲后，熊式一尝试改写中国传统而又通俗的戏曲故事，他选取了有关薛平贵与王宝钏故事的传统戏曲《红鬃烈马》，将其改译为英文，创作了英文话剧Lady Precious Stream（中文译名《宝钏夫人》或《王宝钏》），并于1934年由英国伦敦麦勋书局（Menthuen）出版，深受读者喜爱，销量很好，此后还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同年，《宝钏夫人》被搬上舞台，以英文在英国伦敦上演，引起轰动，一剧成名。熊式一开创了将中文戏曲改编后用外文演出的先河。在英译《王宝钏》一炮打响的鼓舞下，熊式一又将《西厢记》翻译成英文，译本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于1935年由伦敦麦勋书局出版。（马会娟，2016）当时英国的各大报刊，如《泰晤士报》《格拉斯哥晚报》《观察家报》等都先后对其进行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或称其为‘小名著’‘一本精巧雅致的书’‘一本可用以馈赠特殊人物的好书’，或将其比喻为大自然中各式美妙的景物，如争艳怒放的花朵、轻盈的蝴蝶羽翅、妙不可言的日落以及清新的草上露珠”。有些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王宝钏》“具有一种精湛文化的标志”，译者为“丰富英语文学做出了贡献”。（熊式一，2010）剧本搬上舞台一炮打响后，又进一步带动了图书的发行。英国相继推出了几个不同版本，如牛津大学节略及改写的“荷花丛书”本，“企鹅丛书”版以及麦勋书局于1937年、1950年的再版。《王宝钏》英译本后来还被译为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等语言，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大陆。（马会娟，2016）此外，在外文书籍和报刊媒介中，以梁社乾、阿灵敦、佐科、辻武雄、波多野乾一等为代表的外籍人士和以《天下月刊》编辑群为代表的中国双语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戏曲艺术和剧坛现状的介绍与讨论也蔚为壮观。《天下月刊》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自主创办的一份英文杂志，向西方译介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致力于将戏曲相关历史、知识和当前舞台演出剧目介绍、翻译给西方人士，开启了中国人自主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之先河。在印刷媒介上，同样形成了对于作为舞台艺术的中华戏曲的讨论与对话氛围。对于海外而言，这些印刷媒介上的译介既构成了他们在尚未亲眼目睹戏曲之前去了解戏曲艺术的认识底色，也构成了与此阶段那些著名的公演事件相辅相成的重要舆论生态。（江棘，2012）(https://www.daowen.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西方对中国戏剧文本的译介更具规模且逐步向纵深发展。很多国家的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国的机构以及汉学研究中心，如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等。汉语教育和中国文学研究受到关注，一些研究包括中国戏曲在内的中国文学方面的文集也陆续出版。如1973年英国剑桥大学张心沧（H.C.Chang）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美国翟楚和翟文伯《中国文学瑰宝：散文新集》（1965）、格罗夫出版社白之编辑的《中国文学选集》都收录和翻译了《牡丹亭》的部分剧本。1967年开始，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司各特编纂的《中国传统戏剧》第一、第二、第三辑，主要包括《四郎探母》《蝶梦》《十五贯》《思凡》《拾玉镯》《女起解》六部剧的译本。1978年，汉学家杜维廉将自己翻译的《双斗医》《宦门子弟错立身》《秋胡戏妻》《综纱记》《中山狼》《卖胭脂》《霸王别姬》以及《评雪辨踪》结集成《中国古今八剧》，由伦敦保罗艾莱克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国内的戏剧文本译介也有不少得到出版推广，如杨宪益、戴乃迭译的《长生殿》（1955）、《打渔杀家》（1956）、《十五贯》（1957）、《白蛇传》（1957）、《关汉卿杂剧选》（1958）、《秦香莲》（1959）等。（桑颖颖，2015）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和国家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重视，中国传统戏曲的译介与传播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在国家政策和经费的支持下，诸多文学文化项目得以实施或正在实施，成为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戏曲经典对外译介的重要依托。1995年，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开始启动运作，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2004年开始，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陆续与法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签署资助图书出版协议，以图书为媒介向世界介绍中国；此外还有2009年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等。这些工程使得许多戏剧典籍得以翻译或重译，并向国际市场推广。以《大中华文库》为例，在第一期计划出版的110种经典著作中，文学经典占了55种，戏剧史上重要的经典均在其列，包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英译的《关汉卿杂剧选》（2004）、《长生殿》（2004），汪榕培英译的《牡丹亭》（2000）、《邯郸记》（2003）、《紫钗记》（2009），许渊冲英译《西厢记》（2003），尚荣光英译《桃花扇》（2009）等。在戏曲对外传播方面尤其有影响力的是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全国政协京昆室、中国外文局等联合启动的“国剧海外传播工程”（国剧是指包括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等300多个剧种在内的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具体包括“百部国剧英译工程”“国剧口述历史编纂整理工程”“京剧中国有声普及读物”“交响乐京剧海外巡演”等子项目。百部国剧英译工程计划翻译出版包括《四郎探母》《群英会》《苏三起解》《西厢记》《打金枝》《五义人》《空城计》等100部国剧剧本。此外，还有由著名京剧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孙萍担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通力合作出版的“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工程”，该项目被列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出版的剧目，分别为《霸王别姬》《打渔杀家》《大登殿》《断桥》《盗御马》《贵妃醉酒》《空城计》《女起解》《秋江》《拾玉镯》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新书发布会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桑颖颖，2015）这些工程势必大大促进中国戏剧作品的译介和跨文化传播。从国外来看，中国戏曲剧本在海外也持续受到海外汉学家的极大关注，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1980年，在安德鲁·梅隆基金（Andrew W.Foundation）赞助下，美国著名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使用了创新的注释翻译方式，首次翻译了《牡丹亭》全文并出版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对剧本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和介绍。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Mair）1994年编辑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2000年编辑的《简明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以及2001年编辑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都将《牡丹亭》纳入其中。1996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至1911年》，以及之后美国《戏剧100：世界戏剧永恒经典排名》、英国《剑桥中国文学史》等作品也都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了特别介绍。

综上所述，以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华裔学者以及国内译者为主体的中国戏曲文本“西渐”译介进程显示了中国传统戏曲极高的文化价值，在传播中华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期的翻译实践为中国戏曲的译介研究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本的跨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