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作品译介与出版的反思

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外译系列图书，以打造京剧文化学术精品和经典读物，面向全世界高校推广京剧艺术教育为宗旨，比较系统地译介了中国传统京剧文化，具有继承性、专业性、系统性等特点，在译介主体的跨界合作，译介内容的系统化、多模态化等方面为文化走出去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但是也存在不少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译介途径还不够多元化；译介受众的定位还不够广泛，普通读者对中国戏曲了解甚少；译介作品销量不佳；译介效果还不是很理想；等等。在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首先，要重视复合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国内英语教学的普及已经有150多年了。我们仔细地梳理一下这150多年来教学当中的短板，恰恰就是英文写作和中译英。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很不容易，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中文功底非常重要，他不仅要懂英文，还需要懂文化的一些内涵，因为两种语言之间的交互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外语教学的一个关键点。（何其莘，新华网）在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要开始重视职业翻译的培养，重视专业性，而不是像以前只重视培养学术型的翻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真正做中华文化的推介，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更多实践。在译介主体的意识方面，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国际化的视野。译介主体的眼光应当放在受众和译介作品的效应上。“心理学中‘纽卡姆效应’认为具有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世界观、价值观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较容易达成彼此共识甚至接受。就翻译而言，译介主体如果有目标语读者‘自己人’，即其本土译者或出版发行机构参与翻译出版，译介的作品更容易为其所信赖和接受。”（花亮，2015）谢天振也从译介主体的角度提出：本国翻译者更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中国文化走出国门需要国际合作的前瞻眼光；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谢天振，2008）文化走出去时期的戏曲作品的译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文化外交”。因此，在译介主体的构成上，不仅要考虑国家的文化战略，还要有国际合作意识。中国戏曲走出去不能完全依靠我们自己，要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和学者的力量。“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的译者大部分都是海外的学子，很多已经被美国的大学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支现成的队伍，我们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他们就能够成为对外传播的一个生力军。要发挥海外艺术家、汉学家和华人华侨及海外出版社的影响力，合作翻译出版，从传播的角度来推介译介作品进入译入语国家的主流发行渠道，从而实现相对广泛的传播，进而慢慢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力。

其次，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构建多维度的媒介环境，拓展多渠道的译介和传播途径。馆藏和礼品书赠送并不是中国戏曲文化走出去和接受的有效方式，针对的读者群数量有限，应该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并重。普通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作品得以真正广泛传播的前提。戏曲文本走出去不是翻译出版了就了事，译介也是一种产品制作过程，产品得到接受和传播，制作才有意义。要把出版和发行相结合，其文本出版要结合演出与传播需要以及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把纸质出版与数字化、移动化出版相结合，借用书展、国外各类主流报刊、网络等媒体进行推广宣传，拓展多渠道的图书销售途径。外文局外籍专家大卫·弗格森在“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工程”系列图书发布会上曾建议，“京剧文化的传播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出版高端、系统针对成年观众图书的同时，设计通俗的唱段、简短的表演，吸引西方青年观众的注意，让西方人更容易理解京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利用不同的媒介营造多样化的接受环境，这对于中国戏曲系列在海外的传播和读者接受度的提高有极大助益。

总而言之，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之下，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命题。近年来，一系列国家主导的戏曲翻译项目及海外传播工程的启动反映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和“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外译工程”对中国戏曲文化“走出去”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图书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学者及出版界要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译介和推出一大批精品戏曲译介出版物，着力推动中华戏曲文化走出去，在海外真正掀起一股中国戏曲风，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理解中国戏曲，从而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