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译介思想

（一）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2002年，张南峰教授翻译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文章指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即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由此可见，多元系统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存在着持续的竞争，以此来推动大系统的演进。也就是说，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的位置，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对于制约系统位置的因素，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将其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一言以蔽之，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焦点转移到文本外，考虑到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意识形态及赞助商等因素对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蒋颖，2019）

多元系统理论最开始并不是针对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但是翻译界却成功地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Hermans指出：“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把翻译与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文化过程结合了起来，使翻译成为一个更令人振奋的研究学科，促进了随后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张南峰教授将多元系统理论引入以后，我国的翻译界学者围绕该理论也做了不少研究，包括对理论的深入阐述以及通过对译文的分析进行理论论证等。此外，埃式的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也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翻译界不仅用该理论去解释近现代翻译文学现象，同时也在尝试用该理论去指导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进行翻译实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译介学思想的融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译介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与传统翻译理论主要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不同，译介学开始研究文化、传播方式、译入国的意识形态等翻译活动之外的因素（谢天振，2013）。英国学者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美国学者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认为翻译不仅是“译码—重组”的过程，更是一种文化交际行为。（Bassnett&Lefevere，1990）从译介学角度进行跨文化文学翻译研究，语言文字转换层面“译”的问题只是起点，译本的接受、传播和影响等“介”的问题才是其关注点与落脚点。（王睿，2019）因此，跨文化翻译研究的译介学思想和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社会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外宣译介活动，必须充分考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分析由谁译（译介主体）、对谁译（译介受众）、译什么（译介内容）、如何译（译介策略）和如何传播（译介途径），以此达到最佳的译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