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传播为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指引下，越剧在继承中力求创新，把话剧、电影等现实主义表演手法和戏曲传统相结合，向综合型艺术方向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阶段，越剧海外传播主要以国家传播为主体，充当国家文化使者，代表国家文化形象，越剧团海外访问演出以及越剧电影的海外展演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以徐玉兰、王文娟等为代表的越剧演员先后赴朝鲜、德国、苏联、越南等国家进行舞台演出，代表性剧目有《梁祝》《西厢记》等一批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德的经典剧目。1950年10月30日，袁雪芬赴波兰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回国途中，袁雪芬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顿巴斯等地的工矿、农村、文艺单位参观访问了两个多月，并为顿巴斯矿工和夏尔沙夫集体农庄庄员演唱了越剧。1953年春，前身为上海玉兰剧团的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团赴朝鲜战地服务，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文工团，为中朝战士和朝鲜人民演出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还将朝鲜的民族歌剧——唱剧《春香传》移植为越剧剧目。该团在朝鲜前后共8个月，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徐玉兰、王文娟荣获二等功，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三级国旗勋章。1955年6月19日至7月30日，由上海越剧院组成的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访问演出，主要艺术人员有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张桂凤、吕瑞英、金采风、吴琛、刘如曾、顾振遐、苏石风、幸熙等。7月2日起，在柏林、德累斯顿等地演出《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观看了《西厢记》的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7月24日，为驻德苏军演出了《打金枝》《拾玉镯》《楼台会》等剧目，获得极大的成功，《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德国舆论的高度赞扬。这是我国专业戏曲团体作为对外文化交流首次出国访问演出。1956年2月6日至3月14日，上海越剧院一团在赴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等地巡回演出期间，奉命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织锦记》等。主要演员有傅全香、吴小楼、赵雅麟、陈少春等。1959年2月17日至4月3日，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定，由上海越剧院组建的中国越剧团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在河内、海防等9个省市演出28场，观众人次逾20万，演出剧目有《红楼梦》《追鱼》《党员登记表》《打金枝》《断桥》《风雪摆渡》《拾玉镯》《盘夫》《评雪辨踪》等。徐平羽任团长，吴琛任副团长兼艺术指导。主要演员有徐玉兰、王文娟、吴小楼、金采风等。为庆祝越南劳动党生日，3月2日，在河内广场演出《党员登记表》，范文同总理出席观看。胡志明主席两次接见全团人员并合影，授予剧团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级劳动勋章和一面“团结和友谊”的锦旗。1961年9月8日至10月18日，应金日成首相邀请，上海越剧院二团以“中国上海越剧团”名义，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朱光任团长，袁雪芬任副团长，章力挥任秘书长。演出剧目有《红楼梦》《西厢记》《春香传》《打金枝》《盘夫》《挡马》等。主要演员有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张桂凤、吕瑞英、金采风、陆锦花等。《红楼梦》特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做了演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领导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以科兹洛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观看了演出。1962年，该剧被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院移植为唱剧。10月12日，金日成首相还观看了《西厢记》的演出，并和演职人员合影。（上海越剧院网）
这些海外演出受到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和人民的喜爱，同时引起当地戏剧家、艺术家们的极大关注，纷纷在当地报刊发表评论，称其为“美妙的抒情诗篇”“现实主义巨作”“抛弃许多过时的、陈腐的、使民族戏剧停滞的东西，而保存美好的、悠久的、贯穿着真正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文化的优秀的有活力的传统”（东川，1955）。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海外受众对越剧文化艺术的认可，从另一方面也表明，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剧跨文化传播要在创新的基础上保持民族特性。
除舞台演出外，越剧与时俱进，充分发挥电影媒介作用。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桑弧导演、黄绍芬摄影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袁雪芬、范瑞娟主演）。它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拍摄的第一部舞台戏曲片，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首部彩色戏曲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同现代电影传媒手段相结合，影片保留了越剧艺术唱腔优美的特点，同时发挥了彩色电影的优势，摄影和美术处理追求中国艺术独特的意境。《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越剧改编成电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越剧本身出众的艺术感染力外，剧目故事本身的爱情元素、民族性与对外文化宣传潜质也是重要因素。“当时我们拍摄了一些彩色纪录片，全部是阅兵式类的宣传片，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会演的剧目中看上了《梁祝》，觉得是一部爱情主题的电影，又是民间传说，如果拍成功可以用于对外宣传，可以反驳当时攻击中国好战的国际舆论。”周恩来总理也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具有的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形象的潜质相当重视。（匡秋爽，2015）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梁山伯与祝英台》被周恩来总理介绍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用来招待外国政要和记者。在影片放映前，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跟随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熊向晖同志搞了一份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将剧名译成英文，试放映效果不佳。周恩来听说后，批评他在“党八股”，“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们换个“弹”法，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做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就这样试试。”（东川，1955）此举果然奏效。开映后，观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映到“楼台会”一段时，一位法国女记者用手帕擦了眼泪。祝英台纵身跃入梁山伯坟墓时，一位日本记者感动得哭了。梁山伯和祝英台化作蝴蝶翩翩飞舞时，全场爆发了掌声和赞叹声。虽然他们的政治见解各不相同，但都赞赏影片故事好，表演好，音乐好，色彩好。一位联邦德国记者后悔没有把太太带来。一位印度记者感慨地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辜强文，1993）希腊记者说：“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反对封建主义，这种悲剧在今天的中国是不会有了。”但法国女记者认为这不能被单纯看作悲剧，伟大的爱情是永生的。（上海越剧院网）这部被周总理翻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片使外国人了解了中国的优秀戏曲艺术文化和中国人的感情。在日内瓦的外交官这样称赞：“周恩来不仅用艺术促进了外交，也把外交变成了艺术。”周恩来总理为美国影星卓别林放映了此片，被卓别林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片还发行到加拿大等14个国家和地区，仅在中国香港一地，共放映187天，观众达65万人次以上，打破了有史以来香港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1954年7月，该片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获音乐片奖；后又获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1957年，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优秀影片奖”。1962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摄制的上、下两集彩色戏曲艺术片越剧《红楼梦》使越剧更进一步走向了海内外。该剧由岑范导演，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事件，歌颂他们的叛逆性格，揭露了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剧本文辞优美、雅俗共赏，唱腔声情并茂，布景富丽堂皇，表演细腻，演员阵容整齐，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贾政、紫鹃等一系列艺术形象，受到国内外观众的赞美。该片从1962年11月21日起，在香港连续映出38天400余场，观众近40万人次。香港报纸在1个多月内发表了香港文艺界人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达100多篇，观众之多，创历史纪录，其不仅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演出中的瑰宝，而且以最通俗生动的直观形式，向中外观众介绍我国不朽的古典文学名著”。这两部影片还带动了越剧电影衍生品的开发，相关影碟、音带发行海内外，成为戏曲电影和越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应志良，2015）。所有这些，扩大了海外受众“认识中国戏剧丰富性的艺术视野，同时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做了极好的文化阐释”（梁燕，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