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越剧译介
一般来说，翻译实践分为“译入”和“译出”两种活动。译入是指建立在一个国家、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译出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外译介自己的文学或文化，而对方却未必有内在的需求。（谢天振，2013）中国和西方戏剧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特有的差异。西方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作品，自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后不久即被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改编，而且迄今为止中国至少有21个剧种将莎翁的至少26部作品进行过搬演，其中改编数量最多的是京剧和越剧。（朱琳，2015）可以说，中国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和研究对其广泛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虽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非常丰富的戏剧遗产，但这些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因为这些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来看，作为中国众多剧种之一的越剧，在海外的接受环境明显还不成熟，且一直处于西方强势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因此，越剧文化要逆势走入西方世界，其跨语言文化障碍的问题亟待解决，而多元系统论为此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一）译介主体
戏剧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因此，戏剧的翻译既要体现出传统文学翻译的特点，又需兼顾戏剧适于表演的独特性。中国戏剧典籍的西渐断断续续延续了将近二百八十年，译介主体主要包括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华裔学者以及国内翻译家。在越剧翻译方面，国内外译者也做过一定的翻译实践，如白之翻译了《白兔记》和《燕子笺》，莫利根翻译了《琵琶记》，斯科特翻译了《蝴蝶梦》，伊维德和奚如谷合译了《西厢记》，戴凡翻译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这些翻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剧在海外的知名度，促进了越剧的海外传播。
作为原作与译作的中间人，译者在两种文化交流之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按理说，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原作和译作在信息传递、文化表达、韵味保持等各方面完全对等。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这种完全的对等状态是难以达到的。因为译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其翻译往往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话语、文化诗学、读者习惯、出版机构等方面的影响。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韩文、日文、印尼文等多种文字，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例子也是班班可考，如英台用祭文祭酒悼念山伯的情节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语译文中，译者丢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将其改译成了更具当地特色的风俗习惯的译文。由此，我们必须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译文如何才能既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上符合海外受众的需求又能充分展示中国的文化自信，如何选择译者才能充分保持二者的平衡。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何其莘在挑选译者时，选择的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并留在国外任教的文化工作者，以此来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语言和文化桥梁，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石逸莉博士目前是美国密苏里大学英语教授，她从1989年开始出国读硕士、博士并留在美国工作。此外，中国文化的译介还应充分发挥国内译者和国外汉学家的作用。黄友义认为，“中译外绝对不能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在西方，普通读者难以直接阅读汉语著作和深入理解中国文化，能精通汉语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数量更是十分有限，因此国内译者在对原作的理解和解释方面要优于国外汉学家。但是，国外汉学家在对译入语的掌控、对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等的把握等方面比国内译者更娴熟，因而他们的译作往往更能赢得读者和市场。因此，让国外汉学家和我们国内的译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相互沟通，共同努力，才能优势互补，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译介给外国读者。同时，在译介越剧时，除了国外汉学家和国内译者的通力合作，我们也应考虑越剧专业人士在内容方面的解释力，从而达到“语言、文化、内容”三者的融合和共同提升。
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谢天振，2013）为了提高越剧翻译质量，打造有知名度的翻译团队，可以考虑建立越剧外译者语料库，吸纳语言学家、汉学家、越剧专业人士中的优秀人才，举办文化典籍和戏曲翻译等方面的相关培训和研讨会，以此提升译者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艺术感知能力，促进越剧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是整个翻译生态链中的重要环节，是译介作品的享用者，对译介受众的深入分析在译介策略的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谢天振（2013）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重视“语言差”和“时间差”的问题。由于“语言差”的存在，在西方我们不能指望有许多精通汉语并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不可能指望有大批能够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并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而由于“时间差”，当代西方缺乏比较丰富的东方文化的积累，所以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易阅读和理解译自中文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的读者。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也曾指出，尽管西方18世纪的读者就能阅读法语或英语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但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世界根本不存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众群体。在世界各地优秀翻译文学作品充斥美国各大书店的情形下，期盼大量的美国读者来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实在是不现实的想法。
中国戏曲的海外受众也有相同的问题。2018年1月，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报告指出，在全球11000个样本中，仅有16%的海外受访者认为曲艺杂技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而持有此种观点的中国受访者则达到了36%。笔者曾对初到中国学习汉语的20岁左右的海外留学生做过简单的调查，在自己的国家就听说过越剧的被调查者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看过越剧表演了。因此，在现阶段越剧文化处于译入语文化边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越剧译介的主要潜在受众设定为海外文化系统的专业人士和有志于进行中国戏曲、文学、语言、音乐、舞蹈、美学等研究的师生群体。著名越剧尹派小生王君安就曾多次在美国高校举行越剧讲座，把越剧的魅力介绍到国际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越剧，了解中国戏曲。除了专业人士和学生群体，海外普通民众对中国戏曲文化感兴趣者亦有之，我们要充分了解受众的预期和局限，在满足其预期、化解其局限的同时，通过策略性方法的使用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陈小慰，2019）
（三）译介内容
多元系统论认为，赞助人、历史条件、经济状况、社会制度等文学外的因素会影响译作的选择以及译作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因此，如何选择符合译入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且能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文本和剧作，是影响译介效果的重要因素。纵观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以及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走出国门的戏剧作品应该符合译入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必须从情感、价值观、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征服海外受众。中国大量译介莎士比亚戏剧是因为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将其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武器；而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是因为“寒山诗里恰巧有1938到1958年间，美国新起一代追求的一些价值：寒山诗中不乏回归自然的呼声、直觉的感性，及反抗社会成俗的精神”（钟玲，1977）。
越剧被海外誉为“中国歌剧”，其经典剧目《红楼梦》《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通过世俗男女的纯真爱情故事，反映了作品诞生时期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真实的生存状况，同时也蕴含了“反封建”的主题，凸显了剧种正面人物的反抗旧制度，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愿望，这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不谋而合的。例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九幕中的唱词：
立坟碑，立坟碑，梁兄你红黑两字刻两块，
Headstone，and headstone，Would you make two with one red and one black？
黑的刻着梁山伯，红的刻着祝英台。
On the black one inscribe Liang Shanbo；On the red one inscribe Zhu Yingtai。
我和你生前不能夫妻配，
Though you and I cannot tie the knot in this life，
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坟台！
I want to be buried in the same grave with you when I am dead！
这段唱词高度宣扬的情感专一性与信念忠诚度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伦理与精神向度，同时唱词中隐含的反抗强暴、征服命运、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这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朱丽叶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剧情相吻合。译者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如“headstone”“tie the knot”等将女主祝英台的决心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籍人士也日渐增多，但是“任何一种译语文本都会有专业和非专业两种读者”（赵联斌，2019）。对越剧感兴趣的国外非专业人士，可能仅仅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吸引而想要了解越剧或者欣赏越剧演出。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译制一些越剧文化宣传读本，将越剧发展、术语、舞美、曲调、布景道具等内容传播出去，不求深刻，但求全面，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剧本或观看演出前，能够先对相关的文化背景有所认识，从而提升舞台表演的效果。
总之，中外文化有交汇点，也有岔路口。我们在选择越剧外宣作品时，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尽量选择译本与目的语国家受众的审美期待相近的剧目和文本，即要符合西方主流文化意识。与此同时，文本必须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能够充分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此外，为了深化越剧外宣效果，必须扩展译介内容。越剧文化介绍、经典剧目的节译和改译都不失为有效的传播方式。
（四）译介策略
多元系统论认为，翻译策略是由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的地位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不会受限于目标语的文学模式，而是会遵循源语的文化范式，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异化的策略，尽量体现译文的“充分性”；而如果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处于边缘位置，译者则需遵守目标语的文化规范，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重视译文的“可接受性”。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经典化过程中，考虑到其在法国文学中处于边缘位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它在目标语文学中的“可接受性”问题，从而使翻译文学从边缘位置进入主流位置。在《赵氏孤儿》被译入法国之初，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保持故事基本框架、剧情脉络以及原剧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的情况下，尊重译入语的文学规范，采取了节译和删减的“可接受性”翻译策略，满足了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而此后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剧院的上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将元杂剧《赵氏孤儿》逐步提升到法国戏剧文学的中心位置。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指出：文本无疑是文学系统最瞩目的产品，至少在文学史上的许多时期都是如此。在文学系统里，文本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张秀仿，2008）因此，《中国孤儿》虽然在时代、情节、角色、结局和创作意图等方面都与原作有很大的出入，但它是《赵氏孤儿》在法国经典化的产物。
多元系统论为译者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提供了理论框架：即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要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审视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在翻译活动中充分发挥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其特定的翻译目的。而翻译策略的选择正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特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充分彰显和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以Lefevere为代表的学者转向文化研究的模式，将翻译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等语外因素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提出翻译研究的“改写理论”，形成其独特的理论依据和思想主张。（林萍，2013）何其莘教授也指出，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时候，没必要拘泥于直译的方式，完全可以节译、选译、编译甚至改写，只要传达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即可。《中国孤儿》虽然是伏尔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赵氏孤儿》进行的再创作，但它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仁义观。依据《赵氏孤儿》经典化的成功案例，考虑到现阶段越剧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边缘位置，越剧在译介过程的翻译策略可以突出其“可接受性”，寻求英美文学经典形式库中现成的表达法，将原作引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覃江华，2010）一旦越剧被海外受众广泛接受，我们再慢慢采取“充分性”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展现剧目的原始风采。
（五）译介途径
谢天振教授认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谢天振，2013）所谓“赞助人”，勒菲弗尔将其定义为一种“足以促进和妨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改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它不仅涉及政府或政党等有关行政部门或权力机构，同时也包括出版社、大学和大众媒介等在内的团体机构。（李亦华，2019）如果说社会的现实需求、诗学传统与语言接受审美心理是文学翻译经典化的深层次建构因素，那么出版、阅读、教育、评奖、推荐等则是文学翻译经典化建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段自力，2013）
首先，选择海外本土有影响力的出版社有助于我国外译作品很快进入到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扩大译作的阅读受众，是使译作得到有效传播的保证之一。（殷丽，2017）戴凡翻译的越剧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接地气的出版公司和销售商，其译本由美国海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图书在广受欢迎的书店如Barnes&Nobel上架销售。但在中国文化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海外知名出版社大量出版越剧作品是不太现实的。因此，以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和图书销售商交流合作的方式推介越剧作品，无疑是一种扩大越剧海外知名度的有效途径。
其次，充分利用高校平台，扩大越剧的海外影响力。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学生演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留学，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相对浓厚。越剧可以走入中国校园的留学生群体，通过让留学生观看舞台演出、体验越剧文化、聆听越剧文化讲座等方式，调动留学生对越剧文化的兴趣，逐步提升其欣赏水平，然后留学生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将越剧介绍给其人际网中的亲人、朋友，引起更多人对越剧作品和文化的兴趣。除了中国校园里的留学生资源，越剧传播还可以走进海外高校。戴凡的译作《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美国地方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收藏，美国大学教授运用这个故事来教授中国民俗学和中国音乐。此外，还可以利用海外孔子学院平台，中国学生和学者海外访学、交流等方式传播越剧文化。
此外，合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译介途径。期刊书评和媒体评价能够助力越剧译作的海外传播。如戴译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出版以后，故事受到了海外书评人的广泛好评，如美国中西部书评这样写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一个很有魅力、吸引人的、感人至深的中国民间传说，这是一部值得强烈推荐的小说。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在英国巡演之前，英国三大报之一的《卫报》官网及英国专业媒体《舞台报》的官网上，演出消息都被放在了头条的位置。越剧小生王君安不但举行海外讲座，同时也录制了英文版的越剧碟片。以上这些途径毫无疑问对越剧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媒体利用还不够，还需进一步挖掘新媒体的潜力，比如可以拍摄制作优秀越剧作品上传至Youtube、Facebook等大众媒体，还可以在海外主流网站开设越剧专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