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戏曲外译工程”译介特征和内涵分析
（一）译介主体——跨界合作，多学科融合
译介主体讨论的是“谁”的问题，“谁”是文化信息的搜集、整理、优化、翻译和输出者，构成文化信息传播的第一元素，引导着译介作品对外传播的流量和流向。可以说，译介主体是译介作品的主角与原动力，包括个人、集体或机构。（花亮，2015）从译者个体来说，译者的学术背景、个人素养、语言水平，尤其是对文化态势的把握，是搞好翻译、做好文化传播的根本。因为译者的学术和生活经历、审美观、价值观等构成译介行为的一种“前理解”，在译介作品时，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受他所处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也受到自身知识面的影响。也就是说，译者不仅要有高超的双语水平，还要对目标语的人文环境、文化氛围等有较为清晰的了解，知晓不同文体和表达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受众可能出现的接受状态。就机构译介主体来说，文化部门、高校、出版社等作为译介行为中的组织者、调节者和传播者，对译介作品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要有对信息的敏锐感，及时了解跨文化语境中的需求之音，其信息与价值判断将决定译介作品传播效果的好坏。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主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何其莘。20世纪80年代初，何其莘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做莎士比亚研究。他发现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成果所知甚少，中西方戏剧方面的交流做得很不够，于是他就打算将中国的研究成果乃至中国的戏曲翻译成英语，介绍给西方世界。项目组聘请我国戏曲界的专家学者精选中国戏曲的精品剧目，并从多年积累的剧本资料库中选择最佳剧本。然后，聘请长期从事戏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有丰富舞台经验的资深演员，对剧本的内涵和演出效果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再由专门的工作团队广泛搜集与剧作相关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剧中故事的来源、与剧中故事相关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传说、剧中故事和相关作品在海内外的传播、剧中所包含的文化典故和文化要素、相关剧种的特色和演变过程、剧种在海内外的影响等等。最后，聘请英文功底深厚、英文口语流畅的译者，特别是长期在海外教学生活的华裔教授完成最后成果的创作。在写作和找作者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读者意识。大部分的译者都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国内去美国读博士的，读了博士以后他们又在美国留校继续任教，教美国学生的英美文学、语言学、传播学等。他们在美国磨炼了二三十年，不仅英文、中文的功底过硬，接触的都是丛书预设的普通读者，所以他们和预期读者群非常贴近。
“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外译工程”，从译介个体身份来看，项目的主导者是著名京剧艺术家孙萍教授，从事着京剧表演体系理论研究和京剧对外传播的相关工作，有在海外研究和学习的经历，在美国查普曼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同时也懂英语，了解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领域的边缘化的地位，以及中国戏曲文本译介作品在海外的缺乏现状。译介团队成员主要是以中国学术界的文化人士为主，海外相关语言学家为辅，集合了北京京剧院的表演艺术家，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英国专家，外国语大学的经济学、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及英国语言文学专家，由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担任戏曲总顾问，由我国翻译领域的权威人士许渊冲担任英语翻译顾问，构成百部京剧经典“走出去”的译介创作群。从译介机构来看，该译本的编撰工作由京剧传承与发展国际研究中心组织，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3所高校为主体，中外合作，共同协作完成了这个大工程。从译介主体的意识来看，他们了解戏曲海外传播的大环境，是对中国戏曲海外传播情况感受最深的人，也是对推动弘扬戏曲传统文化最有发言权的人。他们迫切认识到对外传扬中国的京剧和文化的必要性，都有将中国戏曲文化推向世界舞台的紧迫感，对海外的戏曲文本的流传现状以及海外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的了解。这也正是学者与高校、出版社等机构译介主体不遗余力地把握时代脉搏，提高文化软实力及国际影响之动机所在。
总体来看，两大工程译介主体构成的显著特征就是跨界合作——跨学科、跨国界，包括横跨国内外教育界、传播学界、语言学界及艺术界的合作。孙萍教授指出：“戏曲研讨与翻译团队缺一不可。别说我们和老外有理解隔阂，团队成员间也有跨界沟通问题。京剧表演术语，先由戏曲专家向翻译专家阐释明白，再由翻译专家讨论。”（人大新闻网）黄友义对这种译介主体模式的构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京剧是中国文化集大成的艺术瑰宝，孙萍教授做了很好的翻译示范，走中西合作翻译道路是正确的路子，合作翻译既符合中国文化本义也更利于外国人阅读。”（人大新闻网）“京剧百部经典工程”的译介主体的构成和安排为中国戏曲走出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性作用。这是学术界与艺术界对京剧进行新的整合、传承与对外传播方式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二）译介内容——以综合的方式来改造，多模态的形式来呈现
译介内容解决的是“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介主体对翻译价值目标的认识和理解。选题内容是关键，翻译是重点。“只有深入考察和分析翻译作品的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才能深刻认识翻译与语言文字转换背后的诸多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谢天振，2013）因此，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戏曲对外译介中，对戏曲剧目“当译之本”的选择和对翻译方法的选择仍然是译介必须首先面对的。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也就是说这套丛书整体来说不是单单以剧本翻译为主，而是结合了大量的以剧本为平台集成了相关中国文化元素的一本书。计划出版23本经典剧目译本，这套丛书收录了包括京剧《白蛇传》《秦香莲》《宰相刘罗锅》《贞观盛事》《六月雪》等，昆曲《西厢记》《潘金莲》《十五贯》《义侠记》《琵琶记》《玉簪记》《桃花扇》《班昭》《李慧娘》《荆钗记》《偶人记》《牡丹亭》《公孙子都》《白罗衫》《司马相如》《绣襦记》《钗头凤》，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孔雀东南飞》《追鱼》，黄梅戏《女驸马》《牛郎织女》，评剧《花为媒》《杨乃武与小白菜》《刘巧儿》，粤剧《三笑姻缘》《帝女花》《柳毅传书》，豫剧《花木兰》《朝阳沟》《七品芝麻官》《红娘》，川剧《变脸》，以及河北梆子《钟馗嫁妹》等多个剧种的多部经典剧目，每本书10万字左右，绝不是一句句把剧本翻译过去就能了事的。剧本的翻译大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其余的篇幅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介绍剧本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要素、剧中故事的来源和在海内外的传播、该戏曲剧种的特色和演变过程等内容。例如，《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由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石逸莉博士编著的。石逸莉博士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谈起，分析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这一民间传说的发展，以及随时代的演变，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剧本之前，先对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有了认识。此外，她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变和海外传播并将剧本翻译成英文，对于台词当中涉及的中国文化的要素以及舞台表演的效果也做了注释。最后介绍了有关越剧的一些知识，从服装、道具到音乐、唱腔，不求深刻，但要全面。这样一来，外国读者接受中国戏曲剧本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这种编译方式对“俘获”预期中的普通读者来说行之有效。该项目最后成果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是一种基于中国戏曲剧本的英文原创作品，也是响应2013年8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种全新尝试。“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何其莘也正是看重戏曲的这一特点，“我认为戏曲这种形式比小说、诗歌等贴近生活，对人们影响更大，也更能反映作品诞生时期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真实的生存状况”。因此，在斟酌将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讲述给西方的时候，他首先就想到了戏曲。
“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外译工程”作为推动中国京剧海外传播的大型系统工程，主要以英文译介100部历久弥新、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的代表性京剧经典剧目，如《拾玉镯》《秋江》《打渔杀家》《霸王别姬》《将相和》《四郎探母》《定军山》《赤桑镇》《武家坡》《文昭关》《打龙袍》等，目前已出版了两辑共20部经典剧目，这些剧目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了大量的典故，涉及中国的传统哲学、历史、民俗、艺术、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知识。译介形式多模态呈现，以《秋江》为例，其内容包括：导读Guide to Autumn River、剧情梗概Synopsis、剧本文学Plot、主演简介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erformers、主要艺术特点赏析Major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音乐伴奏Music、主要人物造型及道具Costuming and Props、《秋江》曲谱与曲词Music Score and Transcript of the Autumn River、京剧艺术概述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Peking Opera、京剧的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Peking Opera、京剧的艺术特点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Peking Opera、京剧的行当与流派Role Types and Schools of Peking Opera、京剧的音乐和声腔Music and Modes of Peking Opera、京剧的声韵和念白Theatrical Speech in Peking Opera、京剧的服装Costuming、京剧的面部化妆Facial Makeup、京剧的道具和舞台Properties and Stagecraft in Peking Opera、京剧的表演The Performance of Peking Opera。从以上内容可看出，京剧外译工程图书系列不单是传统的对唱词念白的简单译介，其内容涵盖了导读、剧本、曲谱、装扮及京剧文化知识等，并佐以大量剧照和图片，是文学剧本、背景知识以及舞台表演等兼顾的综合形式的文本再创作。而且图书在装帧上也凸显中国传统艺术特色，图书还辅以舞台演出录像，将文字与舞台艺术两相参照，文字说明视觉化，力图更准确、更贴近西方受众，系统、生动、立体化地展现了“京剧艺术的流光溢彩”，让海外读者从多模态呈现的文本中真切地认知到京剧这一中国的独特文化符号，感受到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限魅力。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麻国钧表示：“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图书的出版在中国戏曲界是一件大事。之前京剧的剧本翻译只有唱词和独白，而京剧是一全套程式系统，还包括穿戴、唱腔、动作等，没有这些内容的翻译是不完整的。此书以全新的概念、插图配文字的形式来翻译京剧，成果卓著。”（人大新闻网）孙萍教授表示：“中国京剧艺术是世界范围内综合性极高的舞台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传统艺术的综合性、立体性表现，塑造美和传播美，是积淀了民族审美习惯和民族传统的艺术瑰宝，这是中国最应该对外传播的东西，也是外国人最易于接受的东西。”（孙萍，2012）作为一门舞台艺术，彰显舞台及戏曲艺术美学的图片是必不可少的，图文并茂、多模态地展示戏曲艺术之美，让海外读者被精美的图片所吸引，进而产生了解和接受中国戏曲文化的动机。
在译介策略上，“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外译工程”通过中外合作的形式，建构了跨文化语际翻译观，在保证准确性的基础上，先“内语翻译”再“外语翻译”，如丛书中对京剧行当“俊扮”的翻译，内语解释为“除去红生和勾脸（即在脸上画有脸谱）的武生以外，一般的生行扮相都是比较洁净俊美的，内行术语叫作‘俊扮’”，再进行外语翻译：“Aside from hongsheng and some wusheng who appear in painted face，sheng actors are usually neatly and handsomely costumed；this is why sheng are called‘junban’（handsomely dressed）in Peking Opera parlance.”（孙萍，2012）许渊冲在谈到该工程译介的时候说：“不只用英文为京剧作了‘包装’，还特别对一些跨文化阐释中不易达意、会惹起曲解的内容，做了字斟句酌式的辨析。”在翻译过程中，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创新对外传播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一方面着眼于“文化的忠实”进行释译，将原文纳入译入国文化语境中加以解释和评价，另一方面着眼于“艺术的忠实”进行“创译”，对译本进行充分的语言分析、文化分析、美学分析，翻译时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韵味，表达方式上尽量统一规划，使传播效果更充分。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的编写和翻译过程中，基本上是用一种讲故事的办法，以戏曲剧本作为载体，主要介绍剧本当中涵盖的中国文化的要素，不局限于以前传统的对外宣传的直译方式，而是用一种外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创造性地改写和编译。何其莘教授说：“我觉得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时候，没必要拘泥于直译的方式，完全可以节译、选译、编译甚至改写，只要传达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即可。”不必拘泥于直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可见，这套丛书的写作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每本书几乎都是以剧本译文为中心的原创作品。这一理念的产生，从翻译家林纾那里受到很大启发。林纾一生翻译外国小说近250种，是中国近代以降最重要、最知名的翻译家之一。而林纾本人不会外语，他的译作都是请会外语的人将小说的大概情节讲述出来，再由林纾增删后，用古雅的文言写出。因而林译小说的许多情节并不忠于原著，但是其典雅的语言和纯正的文学趣味却滋养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何其莘相信，经过专家们考量加工的这套丛书，定会与林译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化报》，2014-06-12）
（三）译介途径——项目资助、国家助推、自上而下的推广途径
译介途径是指译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行翻译和传播的，是译介行为得以实施的物质手段。译介作品要走向世界，译介途径越多，受众面越广，接受度越高，越容易达到译介效果。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是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资助的重点项目。“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外译系列工程”，是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申报的科研项目，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资助，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深厚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人文社科的积淀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科优势，是一项构建京剧综合对外传播模式的全新的尝试。其次，出版发行是中国戏曲文本走出去的首要途径，该工程由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一个人文功底深厚，一个是外语类出版社的翘楚。再者，除了出版发行，还通过有力的宣传和推广来增强作品的影响和辐射面。京剧外译工程的海外推广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宣传推广途径，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项目启动以来即得到了国家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刘延东对此项目给予过充分的重视和肯定，给这套书写了总序言，并提出了将项目打造为“创新工程”“精品工程”及“世纪工程”。而且在第一辑新书出版发布会上，邀请到了来自82个国家的128名驻华使节参加。此套书经常被作为文化外交的礼物，很多国家的政要都获赠此书，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等。孙萍介绍：“中国的政要出访，这套书是必送的，这套书是我们现在做的深度文化传播的一个工作。”这些足以彰显国家层面对此套图书出版和戏曲文化走出去的重视程度。2016年，该系列图书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首批200部“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之一，国家在翻译、出版、海外宣传推广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这个项目应该作为国策来看待，因为项目的意义在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个项目的效果可能会影响世界各国几代人对中国的看法。
（四）译介受众的定位与译介效果
译介受众即读者，也就是译介作品的服务对象，作为特定文化传播活动的接收者，与译介主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读者对译介作品的接受程度是作品译介效果的集中体现，与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在中国戏曲文本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分析所针对读者即受众的特点，译介作品针对的是对中国戏曲文化有一定理解的外国读者，还是从没接触过中国戏曲文化的外国读者？只有对译介的服务对象进行明确定位，才能准确有效地传达戏曲所蕴含的内涵，通过受众的参与和接受，更好地促进译介效果，从而实现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和目标。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把“读者意识”作为丛书编写的关键考虑因素，项目组在项目启动伊始，就对预期读者做了比较详细的调研，把丛书的读者定位为有英语阅读能力的普通人。丛书主编何其莘教授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古代汉语尚有困难，如果把古典戏曲剧本直接翻译成英语，外国人肯定看不懂。我们给自己这套书的读者定位不是外国的国家领导人，甚至不是海外的汉学家，而是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什么？就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英语阅读能力的读者。”选好预期读者之后，根据读者的知识框架，选用读者感兴趣的资料，慎重地拟定和设计了丛书的译者和写作方案，然后用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目前全套丛书已出版，经常被当作文化交流的礼品书，获得交流方的认可；同时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上销售，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
“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外译工程”系列图书定位为“奉献给‘全世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的‘学术精品和经典读物’，并被用来对世界高校师生进行京剧艺术推广教育”，要让了解和研究中国戏曲文化的海外学者和师生有资料可查；其次，其还被用于文化交流的礼品书。概括来讲，京剧外译工程系列受众有两个群体。一是学术界和艺术界的核心读者，他们对中国戏曲也有一定的认知，想要进一步了解。二是对中国文化和戏曲有一定好奇心的读者，主要是对中国戏曲的猎奇心理。要优先对这两个群体做针对性推广，逐步扩大中国戏曲在海外受众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海外受众了解从而喜欢中国戏曲，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其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目前丛书已出版20册，并被欧美不少国际知名图书馆、高校及孔子学院等收藏，如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老布什总统图书馆，美国查普曼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海外知名学府。此外，这套书还被很多大使馆和国家政要所收藏。在第一辑英译版本出版后，受到海外、艺术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反响良好。其他语种也提出了出版发行需求，如日语、韩语等。但是据出版社反馈，本系列图书在海外的销售还不够理想，销售渠道还比较单一，传播的场域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和文化交流的礼品书上，这在海外文化系统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参与这两个场域的人数数量少，这不利于丛书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中传播。如何寻找与开拓合适的译介途径是今后中国戏曲译介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