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Kefauver-Harris修正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医药产业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期，大量新药涌现，层出不穷。而制药商必须通过广告及促销活动，将新药信息快速传递给医师和药剂师们。面对短时间内涌现出来如此多的新药，医师们因为缺少时间、设施、技能乃至专业训练，无法一一研究和判断各个新药的有效性。从而产生了由监管当局对药品的疗效进行审查的要求，但是对于药效证明的要求，美国医药工业协会和美国医学会的许多成员坚持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凭医师个人的医学教育和临床经验足以判断药品的疗效。
和1906年和1938年一样，法规的重大改革都是基于悲剧的发生才开始进行。接下来导致的数万名畸形婴儿的“反应停”事件，所造成震痛之大，影响之广，至今依然难以让人释怀。1957年西德制药商梅里尔公司研制上市了一种新镇静剂——沙利度胺，并作为非处方用安眠药上市。因其声称毒性低、无依赖性，同时还可有效减轻孕妇在怀孕早期的清晨呕吐反应，因此也被称作“反应停”，并很快在欧洲、南美、加拿大及其他各国上市。
该药在1960年9月向美国FDA申报，并由刚进入FDA工作的凯尔西医师负责审批。凯尔西在审阅梅里尔公司的申请时，认为产品的毒理试验数据不足，要求梅里尔公司提交有关孕妇及婴儿的毒性试验补充数据。梅里尔公司认为沙利度胺已经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上市3年，每日全世界有200万人服用，疗效良好，凯尔西的要求属于吹毛求疵。梅里尔公司的老板甚至直接给FDA局长打电话，要求尽快批准其在美国上市。凯尔西却坚持没有可靠的毒性试验数据坚决不批。
就在两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欧洲国家的医生们开始发现一个奇怪的临床现象：越来越多的畸形婴儿诞生。有的短肢，甚至无肢，脚趾直接从臀部长出；还有的眼、鼻、耳或内部器官怪异，更有些死胎儿或出生后即死亡，其中最为普遍的为海豹肢症畸形婴儿（称为“海豹儿”或“海豚儿”）。
开始无人知晓导致这些畸形婴儿的原因，直到1961年11月才由德国医生确定了祸根正是“反应停”。他首先意识到这些患儿也许是由同一种原因致残，经过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所有这些胎儿的母亲们都曾服用过“反应停”。德国政府在10日后紧急取缔“反应停”，其他国家也迅速撤销销售。梅里尔公司在1962年3月撤回该新药在FDA的申请。骇人听闻的惨况通过新闻及照片震惊全世界。
到1962年初，全球出现了约12 000例因服用沙利多胺造成的发育缺陷的“海豚婴儿”。该药虽还没在美国批准上市，但梅里尔公司已经向全美2 000多名医生发出了250万片“反应停”，用于孕妇毒性测试，导致美国也出现了17例患儿。
凯尔西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质拯救了美国，使美国幸免于一场人为的灾难。为嘉奖凯尔西的杰出贡献，1962年，肯尼迪总统授予她美国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杰出联邦公务员奖”。
虽然“反应停惨剧”仅涉及药品安全性，而与药效无关，但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加强药品管理的行动。美国国会在1962年迅速通过了《Kefauver-Harris修正案》此法案确定了新药上市审批的必要程序，并第一次要求制造商在新药上市前必须向FDA提供经临床试验证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双重信息。同时，FDA有权力将已上市的但被认为缺乏安全性或者缺乏有效性的“实质性证据”的药品从市场上取缔（FDA，2012）。
修正案还涉及临床研究用的研究性新药问题。为保护受试者安全，FDA必须进行临床研究前的审评。从此，研究性新药的临床研究开始之前，申办者必须提交一份研究性新药申请（investigational new drug，IND），其中包括药品的化学生产和质量控制信息、临床前的动物毒理实验结果，以及预计进行的人体临床试验方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专题负责人才可以开始进行Ⅲ期药物临床试验。
对于新药的上市，申办者应在Ⅲ期临床研究全部按要求完成之后，方可递交其上市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NDA）。NDA必须包括十分详细的有关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化学生产及质量控制数据资料。
此后，世界各国也纷纷进入了现代药品注册管理制度立法过程，对新药审批实行了法制化管理。许多国家修订或者制订了药品管理法律，有些还制订了有关新药注册的单行法律法规。
随着药品注册管理制度的发展，临床试验在新药开发中的地位逐渐变得尤其重要，在评价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任何一项新药物或治疗手段在完成大量的非临床研究之后，为了最终证实其对人体的作用、安全性和不良反应，必须在人体（健康志愿者或患者）开展临床试验。正是因为对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成为新药上市审批的两大核心科学性要素，以及关于新药临床试验的系列规定走向法制化，逐渐产生了对药物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实施的标准化操作规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