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炒鱿鱼”

当同样来自内地时任《沿海时报》社副总编辑段先生仔细翻看了我递上的厚厚的作品及稿费单“剪贴本”后，当即表态等过几天带我与将从外地出差回来的总编辑见了面后就可以上班了。3天后我顺利见到了史总编，同样递上我的“应聘见面礼”，他不想多看，而只要我作个简单的从业能力介绍就行了。我稍加思索回答到：在这个“剪贴本”里面有3个重点和亮点，一是其中有一篇我的同学于1992年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上的文章题目叫《商经班里的“新闻记者”》，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我大学里学的商业经济管理专业，但我从小就喜欢写作，因此一有空我就常常跑到新闻班当旁听生，而且时不时写些稿子到处投稿，就自然成了班上的业余“新闻记者”了；二是我在我家乡的广播电视台工作时，有一篇长篇通讯稿获得了湖南省“好新闻二等奖”；三是我在我家乡的一家市级地方报工作时，曾在《湖南日报》同期同时发表了2篇新闻稿，这在省级党报史上是少有的。“看来还有两下子，等下就请段总带你到新闻部报到吧！”就这样，优雅的史总编和热情的段副总编干脆利落地把我给“收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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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上班20天后，还在不断熟悉当地人文环境和报社事务，仅跑回3条新闻稿的我，突然接到时任新闻部主任李明的通知要我马上到财务室领取工资，我兴奋地领回了200元，并表示要找机会用我在北海的“第一桶金”答谢一下有关领导。然而，就在暗自我高兴时，在经过李主任一番诸如北海经济形势不太好，报社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需要进一步进行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的解释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已经被提前“炒鱿鱼”了。

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被炒”，但好强的我死也要让我死个明白，我一定要找到“被炒”的真实原因。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有知情人告诉了我实情。原来，是因为我的一次迟到被人放大了：我这才想起两天前我接到报社通知，让我参加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市长杨基常接见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的一个记者见面会，因路况不熟悉，错把“北海迎宾馆”当成“北海宾馆”了，当我满头大汗赶到会场时，会议早已如期进行，而报社另派的记者早已在座。

事后虽然这位同事对我有些同情，采取了帮我联名发稿的补救办法，以挽回一些影响，但这事还是被部门负责人抓住了“把柄”。因为“迟到”我被“开了”，北海给了我这位新来乍到的求生者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终生难忘。本来对这座不大的城市还没搞清方位，现在又要重新找工作，我的麻烦来了。而更麻烦的事还有后头，在我失望地离开报社的第二天，报社食堂通知我3天内将停止我的“搭伙”，办公室通知我一周内要搬离报社集体宿舍。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一旦没有了“吃住”保障就意味着危机来了。但自恃有“剪贴本”在身并有第一次被《沿海时报》顺利录用的经验，我并没有预感到危机的来临。

然而当我接连几天找到《银滩旅游报》、《北海建设报》、北海广播电视台等几家屈指可数的新闻机构的老总们求职时，都被当面回绝了，因为他们自身在当时都比较艰难的形势下根本不需要新人。我原想凭“剪贴本”入门的理想之路是走不通了，我一天天变得心慌焦虑起来，更揪心的是报社一天一个要求搬走的“最后通牒”简直要人命。而此时，我口袋里原先的200元薪水钱已所剩无几了，接下来不仅安身之地成了问题，而且吃饭也成了大问题，于是我索性把剩余的钱全凑在一起买回了一箱方便面（整箱可批发价买便宜，平均每包0.27元）准备“打持久战”了：一是继续厚着脸皮赖着不走，悄悄跟原同事和新来的同志打商量，等他们都上床之后我再在他们的床与床之间狭小的过道上打个地铺将就睡一晚；二是肚子饥饿时就泡一包方便面吃，而泡方便面的开水最初是向房东讨要的，次数多了或遇半夜三更不好意思敲人家的门，就只能干吃或用自来水泡了；三是一边艰难地度日，一边马不停蹄地继续跑北海人才市场找工作。

同属我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北海较之于广东深圳等地是最难找工作留不住人的地方，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只有身处其境才会有切身体会。（这一点是广西北海的一大“特色”，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败笔”所在，这种体会和感悟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会逐步加深。）既然机缘巧合或命中注定选择了北海，我决不能退宿，决不能半途而废，再难我也要想办法在这里稳住脚跟，尽管当时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众多外来人员的一片撤退的之声，甚至看到不少外来投资者“哀鸿遍野”的惨状，也有好心劝我尽早离开。但我不能就此打道回府，也不能将当时的处境向家乡任何人透露，因为我不想让家人“失望”，不能让他人“冷眼”甚至“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