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筹划五大事
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否则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不筹划呢？人们根据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哪一方胜、哪一方败了。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典型案例非常多，最著名的是三国时期著名战略家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隆中对”。
“隆中对”之所以高明，是因为凭着这个极具远见的战略，让原本已出道二十三年，却屡战屡败，到处寄人篱下的刘备，不但从此有了主心骨；还让他在短短七年中，从几乎一无所有，到据有荆、益二州，一跃成为与曹操、孙权三雄并立，形成鼎足之势，从而把历史导引入了三国时代。
诸葛亮是高明的战略家，他为刘备分析天下局势之“隆中对”，可以说达到了当时国际战略问题分析的最高水平。
这次战略分析，有三处要义：
一是：“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意思是说，中原已是曹操的天下，以曹操之智能与雄厚的实力，已难与其争锋。江南则在孙权父子两代三人的经营下，不但国险民附，而且贤能为之用，也没太大机会了。
二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意思是说，中原没希望，江南难指望，剩下的出路，只有荆州和益州。荆州不但富庶，而且是战略要地。然而其主刘表不但年纪已大，而且素无大志，儿子们更是没出息，一定守不住。这是老天爷恩赐的礼物，不妨早点把它拿下来。益州则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高祖刘邦曾以此地为基础，建成了帝业。其主刘璋昏庸无能，取益州易如反掌。
三是：“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意思是说，若能跨有荆、益，安定益州南方的蛮夷，以此为根据地，再结好孙权，修明政治；一旦中原出现机会，则分兵二路，一路走荆，一路从益，对曹操展开钳形攻势，则不但王业可成，汉室也将可兴。
仅凭这一席话，让刘备从此峰回路转，经过一番辛苦经营，不久便取得了荆州西南，并在益州扎下了根基；最后把曹魏“定”在了中原，把孙权“稳”在了江东，形成天下三分之势。
战略筹划如此重要，那么战略筹划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把其概括为“五事”“七计”。孙子认为，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必须予以详细考察分析，才能准确判断未来作战的胜负。
先谈“五事”。孙子的原话是：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第一是“道”。这个最重要。何为“道”？指的是民心向背。民心向背，是战争中的政治问题。战争的胜负起根本作用的，是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如果国君能够让民众与自己同心同德、步调一致，民众就会与国君同生共死，国君指哪儿就打哪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一直坚持与强调的思想观点。
孙子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非常有道理。这告诉我们，决策一旦制定，愿望一旦提出，能否成功，就不再取决于决策者了，而是取决于决策的“客体”是否接受，是否“配合”。比如，毛泽东作为影响一代历史的伟人，之所以建立了新中国，就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时，国民党军队为了扩充军队，用“捉兵”“买兵”的方法解决兵源问题。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胡来”，必须立即停止。他指出，要想动员几百万人当兵并不是难事，只要把我们干事情的目的告诉民众，使军队在民众眼中是自己的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第二是天。何为“天”？孙子讲：“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从字面上讲，所谓“天”，就是阴阳、寒暑、四季这些人的因素以外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阴阳”。孙子这里的阴阳，不是具体的冷暖与阴晴概念，而是一种无所不用的抽象概念。中国古代许多对事物的看法与认识，都用阴阳解释，互为表里。这里面有迷信的成分，比如打仗之前占卜预测吉凶，但更多的则是军事气象学方面的知识。
冷兵器条件下，天气或气候条件如何，直接影响作战效果，甚至是战争结局。《孙子兵法》第十二篇是《火攻篇》，以火为武器，天的作用更大。首先要看是旱季还是雨季。孙子说“发火有时”，这里的“时”，不是一天二十四时之小时，而是一年四分季节的大时。孙子说：“时者，天之燥也。”即冬春季节，天气干燥，是火攻的最好时机。
然后，再看“风”。孙子说：“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箕、壁、翼、轸，是中国传统中二十八星宿中的四个星宿，指的是月亮行天的位置。看天，能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风有多大，什么时候会起风。这是古人的学问，也是古代军人必须掌握的知识，如同今天掌握高科技一样。古代把专门研究风的学问，叫“风角”。风角观测风向与风力大小，负责风角的官员是统帅部的成员之一，类似现代军队中司令部的气象处长。他要及时向统帅提供风向。比如，如果以火为武器，从东向西打，一定要有东风才行。如果刮西风——逆风进攻，还不把自己燎得像没毛猪一样！孙子告诫说：“火发上风，无攻下风。”即要在上风口放火，不要在下风口进攻。
天还会有变化，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孙子这里的“天”，还是动态的，包括变化。如果火攻时，是在上风口放火，仗打了一半，风向变了就麻烦了。隋末，江南刘元进发动农民起义，隋炀帝派宠臣王世充前往镇压。刘元进提兵数万在延陵（今属江苏镇江）迎战，采用的战法就是火攻。隋军侦察兵得到了这一情报，立即报告给了王世充。
王世充这个人，历史上说他好的人不多。据史书记载，此人是陕西人，长得倒不赖，头发是羊毛卷，挺帅的。但他心术不正，中国文化中“小人”的所有特征他都具有，如阿谀奉承、欺诈、背信弃义、口是心非等等都可以用在他身上。不过，这个人还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本是一个文人，却成了一代武将。他口才伶俐，喜读兵书，喜欢钻研问题，特别是对气象非常有研究。他听到报告后，率众部将查看地形，又认真研究了天象，最后下令：敌人火攻时，全军坚守不出，不得擅自行动，只用弓箭退敌，等待反击的命令。(https://www.daowen.com)
当刘元进放火进攻时，隋军严阵以待。刘元进督令步兵发起攻击。却不料此时风向大变，大火回头，将进攻中的刘元进烧得焦头烂额，军兵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王世充趁势命令发起反击，大败敌军，刘元进兵败身死。
孙子知天的观点，从现代意义上说就是注重外在的客观环境，这是人的因素之外的因素，只能认识与适应、利用，而不能人为地改变。比如，现在的企业经营环境，同三十年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金融的自由化、人口结构变化形成的老龄化社会、网络的进步加速了国际化进程，所有这些都表明，过去成功的经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社会。从这个意义上，孙子在《计篇》中强调：“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即一旦定下决心，就要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对外作战的态势。
第三是地。何为“地”？孙子讲：“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是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地形的高与低、险阻与平坦、开阔与狭窄，以及作战区域是不是有利于进攻或防御。任何作战都是在一定的地形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在真空中实施的作战，而不同的地形，要用不同的战法。有山地作战战法、极地作战战法、沙漠作战战法、丛林作战战法、渡海作战战法。其中渡海作战，是最为复杂的作战样式。1806年8月2日，拿破仑站在英吉利海峡的南岸，望着北面的英国，指着眼前的海峡叹了一口气说：“如果上帝让我做这海峡的主人六小时，我将征服整个世界！”在地形面前，英雄气也短。
因此，了解与分析地形对于作战胜负意义非常重大。孙子在他的这部兵法中，曾浓笔酣墨地强调了地形的重要意义。如他在《地形篇》中，在介绍了“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后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是用兵的辅助因素。判断敌情，夺取胜利，考察地形险厄远近，是贤能之将的用兵原则。了解这些原则指挥作战，必能取胜；反之，必败。
其实，孙子关于“地”的战略筹划概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非常有用。如，就商业环境而言，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目的地是消费场景，故“地”有“市场”的含义。产品是不是贴近市场消费者的内心需求，可以谓之“远近”；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比作“险易”；市场占有份额多与少，可以比作“广狭”；产品被消费者抛弃或接受，可以比作“死生”。所以，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研究“地”，即研究“地形”。
第四是“将”。何为“将”？孙子极为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什么是“辅”？辅是古代夹在车轮外旁的直木，每轮二木，用以增加车轮的载重支力。孙子把将帅比作国君的左膀右臂，辅佐缜密周详，国家就会强大；辅佐疏漏失当，国家就会衰弱。孙子对优秀的将帅有自己标准，即将要有“五德”——智、信、仁、勇、严和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五德与五危，形成了孙子独特的高端军事人才观。这个问题，我们今后专门讲述。
第五是“法”。何为“法”？孙子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所说的法，不是一般的法，而特指有关军队的一切制度，包括编制编成、后勤保障、装备训练、纪律条令、军官任免等等。曲制，是军队的编制制度。曲，部曲也。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地方豪强曾以军事编制管理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等，组成武装力量，称为部制。一曲为二百人，一部为四百人。
官道，即管理将士的办法，包括将士责、权的划分，用现在我军的话说就是《纪律条令》《司令部工作条令》等等。
主用，指的是军队的一切费用，即军费、军需物资等等。
军队从和平时期，到上战场，一切都需要法度、制度、纪律、条令，没有这些，不管你武器装备有多么先进，都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因为你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换句话说，军队的战斗力是与“法”即制度、纪律等等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军纪起于夏朝。原始社会时期，部落军队的纪律，建立在整个集团公有制基础上，是对集团的忠诚。在国家建立后，军纪是建立在对国君忠诚基础上的。每逢作战前，朝廷都要进行战争动员，而战争动员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布作战纪律和赏罚标准。
军队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团队或集团，必须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没有等级体制的人群，那是乌合之众。连扑克牌都有个大小王，别说是军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就强调纪律建设，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根据需要，不断完善、修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了这个，才保证了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危的重任。
难能可贵的是，孙子在这里还隐含着对法的“执行”的思想。有制度固然好，但是如果搁置不用，再多也没有用。法律是否有效，不是取决于其是不是完善，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有人执行。制度放在那里，不是摆着看的，而是要懂得用，严格按制度办事。现实生活中，这种事例非常多。如就交通规则来说，国家《道路安全法》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责任与义务都规定得非常清楚，然而就是有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与走路，致使中国交通肇事率非常高，损失相当大，道路通行能力较差。因而，任何好的制度都要有人执行，这就是孙子的“主用也”。
孙子在讲述了战略筹划的五大内容后，又对这五大内容进行了细化，总结出了“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即作战双方哪一方的君主更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有能力？哪一方的法规、法令更能严格执行？哪一方的兵力更强大？哪一方的士卒更加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更公正严明？
孙子进而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即根据这些方面的分析与比较，就能够判明双方的胜负关系。
其实，孙子说的战略筹划这些要素，就是战争最基本的要件。无论战争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这些战争的基本要件不变，孙子的战略筹划思想与方法就适用。现代各国军队的军事演习，大都是由这几大要件来推演胜负，进而总结作战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