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兵与攻城——别样的“全”

不过，孙子并不是孤立地分析事物，这就是孙子思想所具备的朴素辩证思想的可贵之处。尽管在孙子的策略秩序中，“攻城”是下策，但他并不绝对排斥“攻城”。

孙子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军事理论家。他认为，如果能够先通过实力威慑、谈判等手段，清楚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意图，让对方知道不答应自己所提出的条件可能带来的后果，使得对方认识到只有放弃抵抗，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进而屈服对方的意志，使其开城投降，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如果这样，则攻方会在损失极小的前提下，完整地获取作战的胜利，即“全国为上”。

但是，如果当通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手段达不到“全国为上”的目的时，那么，孙子则主张必要时也可以通过“伐兵”甚至“攻城”的手段，促成“全国为上”。

平津战役时，我人民解放军总兵力是一百万人，而国民党华北的守军只有五十余万。但是，国民党守军真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讲，当时“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

天津与北平是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和文化重镇，我党并不想用武力解决，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放北平与天津，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历史文化古迹。然而，最初傅作义将军不愿意采纳我党的意见，于是在其他手段都不能奏效的前提下，我军决定采用“伐兵”与“攻城”的手段，教训一下国民党守军。

1949年1月8日，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奉命率部攻打天津。在这次作战中，刘亚楼最大的亮点：一是在第一主攻方向放了两只老虎，即让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齐头并进（这两个纵队在天津解放后，按照军委命令改称新的番号为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这在我军作战史上，还不多见）。二是参战的炮兵和坦克部队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多，而且工兵首次参加了攻坚作战。所以，这次战役是我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正因为刘亚楼将军正确地使用了力量，才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解决了天津问题。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守军陈长捷司令以下全部投降。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顿时感到没有了希望，很快就同意了接受我方提出的和平条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战例说明，必要的“伐兵”与“攻城”，是为“全”的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因此，必要的“伐兵”与“攻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全”。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单纯想着智谋，那不行！只有必要的“伐兵”甚至“攻城”，才能更好地实现“全”的目标。通过必要的“伐兵”或者武力威慑，我军在北平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军队的老一辈革命家运用《孙子兵法》留给后人的大智慧的结晶。

孙子减少战争成本的“全胜”思想，对于现代企业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现代企业通常有“四大责任”：第一，经济责任。即都想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这个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不履行这个责任，出路只有一个：破产！第二，法律责任。即作为企业，必须用合法的手段赚钱。这是企业不得不履行的责任。第三，道德责任。即企业应该遵守社会的普遍经营规则，经营成功而且声誉良好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经营规则，并且在业绩评定中有一项道德标准的考核指标。这是企业应当履行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讲，企业的道德责任已经逐渐成了一些大公司战略差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第四，慈善责任。即自愿去做的慈善捐赠等。比如为社区或员工提供托儿所等。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主动去做这些“分外事”，来增加自身的吸引力，提高公司品牌声誉。

这四大责任最为根本的，是经济责任——即赚钱，使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没有其他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作为保障，最终也难以实现企业的经济责任。

孙子的“全胜”思想，应该能够给企业家一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