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是贵族似的决斗

战争是个怪物，自诞生那天起，追求的就是胜利。而胜利的前提，就是消灭敌人。高一点的境界，是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低端一点就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美军名将乔治·巴顿讲得透彻。1944年6月5日，在向第三集团军做诺曼底登陆前的战前动员时，他说：“战争就是杀人，你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你不戳穿德国人的肚皮，他就戳穿你的肚皮。当你倒下去，爬起来看看脸上沾的不是泥土，而是自己士兵的肠油和鲜血，你就知道怎么干了——用德国人的肠油和鲜血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吧！”这是战争中铁的规律。所以，战争这个领域所用的手段，与其他领域是有本质区别的。

比如：战争与体育比赛一样，都是力量的较量。但体育比赛比较讲究力量均等，力量相差太悬殊有什么看头？意大利的AC米兰队和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队对阵，球场的观众一定是爆满。反过来，假如皇家马德里队与某某企业的业余足球队踢球，有什么看头？看也是看那些大牌球星。但战争则不然，战争玩儿的就是不对等，避实击虚、以小搏大、鸡蛋碰石头、牛刀杀鸡，最好一下子就把你弄死，弄不死对方，也要让对方付出极高的代价。

同时，体育比赛有规则，犯规要受到惩罚，累计犯规到一定程度，裁判员要吹哨罚下犯规者。而战争则不然，战争讲究的是你死我活，没有裁判。只要能消灭敌人，只要能取得胜利，什么招都可以用。而且如果要打不对称作战，越是糙招越好用。古人打仗的兵器如流星、飞刀、飞石等等都是暗器，打不赢了，可以用暗器伤人，没有听说因使用暗器而被换下战场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大致成书于战国中期的一部名叫《司马法》的兵书里，有一句话说得好：“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仁本》）意思是说，权变来自战争的需求，而不是来自忠信和仁爱。人类对于战争这个特点的认识，还真是摸索了一段时间。拿中国来讲，在孙子之前打仗，还真有点谦谦君子的味道，至少要摆个pose。好比女人照相，一定要化好妆，摆好姿势，再按快门，姿势越多，照出来的效果就越好，素面朝天，随意而来，那叫偷拍，不地道。

《司马法》中说，西周时期打仗“成列而鼓”（《仁本》），要等到对方摆好阵形后再击鼓进攻，否则就是不诚信；而且要“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即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追得太紧，最好在一百步的距离内；跟踪退去的敌人也一样，要留有九十里的余地，否则就是不讲究礼节。类似的规定多了，农忙季节时，不能进攻敌人；敌国内有流行病了，也不能打人家；人家君主死了，也不能打；对方国内遭遇大灾了，也不能打，等等。全是“风度”，一派贵族“范儿”。贵族就要摆谱，打仗也不能把风度丢了。这和西方贵族之间的决斗有点像。(https://www.daowen.com)

古代西方有骑士制度。骑士是贵族，动不动就决斗。假如两个男人看上了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舍不得其中任何一个男人，于是，两个男人就必须决斗，获胜的一方，把女人扛回家。不过，这种决斗都是正大光明地打，双方各拿一把剑，喊一二三开始，谁输，谁死；谁死，谁得不到女人。骑士决斗是不讲歪门邪道的，决不能背后捅黑刀。1837年2月8日，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就是为了与法国人乔治·丹特斯男爵争夺一个女人决斗，而被丹特斯杀死的。西方人把这叫作“费厄泼赖”（Fair Play），中文的意思就是光明正大、公平竞赛。

其实，这一套打仗的方法真不行。毛泽东斥责的那个蠢猪似的宋襄公，就是按照这个打法被打败而身死的。所以，这套打法后来很快就被淘汰了。而这个打法的终结者，就是孙子。

《汉书·艺文志》提到：“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孙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应该说顺应了战争发展的变化，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论断，告诉后人，在战争领域，变化无穷的手段，远远要比道德要求重要得多。

正因为《孙子兵法》是从战争的本质特点上谈“诡道”，所以，正如上面所说，战争与打球等其他领域不同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把“诡道”用于战争以外的领域。前面所说，“诡道”是变，不是骗，但“诡道”却最容易让人理解为“骗”。如果这样认识“诡道”，并将其用于企业管理与经营，可就真的太不地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