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何有胸怀豁达之名
司马迁曾经评价刘邦“意豁如也”。奇怪，刘邦本是一个不良少年，自幼游手好闲，志向大，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喜饮酒，却无钱，经常欠酒馆的酒钱，人家向他要钱，他竟然无赖般地把左裤腿撸起，指着腿上的七十二颗黑痣，胡说八道地声称自己是龙子下凡，将来必发达，让大家不要狗眼看人低。所以，他在民风素朴的家乡，当时是人见人烦、唯恐避之而不及的问题少年。
刘邦做了皇帝后，与普通人一样，也有着快意恩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比如，他当皇帝后的第一年，回家给父亲过生日。祝寿后，他从容地对父亲说：“爸爸，打小您就瞧不起我，总说我没出息，总拿我的两个哥哥教训我，说哥哥比我优秀。您现在再看看，大哥、二哥的家业哪一个有我的大？”
短短几句话，就将刘邦积结多年的不平之气发泄出去了。
刘邦对父亲充满抱怨，却不影响他对父亲的孝敬。他封父亲为“太公”，每五天一定去看望父亲，行跪拜大礼，如同寻常百姓一样。
一次，太公的贴身仆人劝太公道：“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当今圣上虽然是您的儿子，可是他首先是一国之主，您虽然是父亲，但您也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臣民，怎么好让一国之君向他的臣民下拜呢？您考虑一下，这样做是不是有损皇帝的尊严呀？”
太公一听，非常有理。过几天，刘邦又来给父亲问安。太公不仅不让儿子行跪拜礼，反而给刘邦行跪拜礼。刘邦一见，大惊失色，急忙要搀扶起父亲。太公说：“您是一国之主，怎么可以因为我乱了国家的法度呢？”(https://www.daowen.com)
后来，刘邦知道事情的原委，厚赏了太公的贴身仆人。这件事儿也反映出刘邦快意恩仇的一面。
刘邦重赏萧何，更反映出刘邦有着与平民一样的情怀。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偶尔也出差。当时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则，用现有的话叫潜规则，凡是有同事出差，大家都要赠送差旅费以示关心。通常每个人送三百钱就行了，但时任“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的萧何却送五百钱。刘邦一直记着这事儿，当了皇帝后，刘邦论功行赏，按功劳，萧何分得的赏赐居首位，而刘邦又在此以外，加封了萧何两千户食邑。萧何与众人不解，刘邦解释道：“当年我出差时，萧何送的盘缠比别人多出二百钱，今天他理应得到多一些的赏赐。”
上面是几则关于刘邦快意恩仇的小故事，而史料中记载的另外一些故事，更能证明刘邦是如何的“意豁如也”。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无赖，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帝业，确实与他豁达的胸怀是分不开的。
比如他做亭长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三十几个流放的犯人去咸阳服徭役，路上遭遇大雨，流放的犯人开始逃跑，他不但不追究，还好酒好菜地送行。他说，自己完全理解他们，自己也要逃跑，这一吃一说不要紧，大家都看出了刘邦心肠好，都愿意跟他干一番事业。还有，秦朝子婴素车白马前来投降，刘邦手下人建议杀掉他，刘邦说，杀一个投降的人，不吉利，只是把他交给了属下去看管。这都是一个胸襟开阔的男人做的事情。太史公说他“意豁如也”，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刘邦作为一个草根皇帝，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胸怀与肚量，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知道权衡利弊得失。我估计他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因为他的玄孙刘歆还没有出生，而正是刘歆将《孙子兵法》整理了出来。
然而我想，刘邦却深知孙子所说的“悬权而动”的道理，即权衡人、地、物、事、时的轻重，做出正确的抉择。用孙子自己的话叫作：“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
合，就是不违背，指的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相符。这段话的意思是，打不打仗要看战争的目标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就打，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就不打。事物的存在是客观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存在一个统一体，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显而易见，要想知道有利与没利，先要掂量掂量再说，即权衡一下利弊得失，哪大哪小，哪轻哪重，然后再做决定。刘邦厚赏仆人，是仆人说出了他对父亲说不出的话，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在皇权与孝道问题上，他选择了皇权；刘邦重赏萧何，是以萧何为榜样，向群臣们传送一个鲜明的信息：只要尽忠尽职，我刘邦亏待不了你们——在金钱与人才问题上，他选择了人才。所以，权衡利弊，统揽全局，大处着眼，是孙子“悬权而动”的精髓。下面的这个故事，堪称“悬权而动”的绝妙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