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道不是“骗”而是“变”
孙子的原话是这样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常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
从字面上看，“诡道”，就是“诡诈”或“欺诈”，有强调“恶意”的色彩。欺诈不仅说谎，而且还有阴险的含义。从小，老师与家长就告诉我们：“说谎是坏孩子，我们要做不说谎的好孩子。”这个理念扎得很牢。长大以后，有时也想说点谎话，但自己心里这道坎儿就很难过，又不得不说，于是不免脸红了。民间那些“说谎话就像真的似的，一点都不脸红”“说假话都不打草稿”之类的话，都是贬义，藏着厌恶。
世界各地的文化虽不一样，但不说谎话这个道德底线，恐怕都差不多。西方人会玩儿，弄了个“愚人节”，每年四月一日都相互骗一下，那是调侃，如同相声“抖包袱”，目的是为了笑、轻松一下，而不是真的想骗人。
说了这么一段话，目的就是说，欺诈不好，小孩都知道。然而，孙子却在这里把“欺诈”作为了一种“灵丹妙药”兜售，并且生怕别人学不会，还进一步告诉了“欺诈”的十二种具体方法。于是乎，孙子这种与人们道德观念相悖的价值观，遭到了人们的批评。
其实，孙子很委屈，他的“诡道”也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分析理解这句话，要结合这句话上段的末尾：“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虽然，它不在“兵者，诡道也”这一自然段中，但是少了这句话可不行。“势”是什么？这个字太重要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在以后专门用一篇讲这个字。简单地说，“势”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做事的条件或优势。“利”是什么？利是优势，是根据客观环境或条件，通过主观努力去营造优势。“权”是什么？权，没有什么神秘的，市场上都有，就是秤砣，现在的秤都进步了，看上去没有秤杆和秤砣了，但是原理都一样。老秤是秤杆、秤盘、秤砣三位一体，缺哪个都不行。这个用不着多少学问，大家都懂。人们到市场买菜，挑好了东西，往秤盘上一放，商贩拿起秤，把“权”即秤砣挂在秤杆上，然后，根据秤盘里物品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秤砣，最后称出重量，顾客付钱，商贩收钱，完成了一个交易的过程。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明白了吧。“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敌情、环境、条件，如同人们要买的商品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多少就是多少，而决策者如同商贩手中的秤砣一样，要根据敌情、环境、条件调整自己的计划，并且这个过程一直是动态的——拿掉一个西红柿，秤砣就靠近秤盘一些；加上一个西红柿，秤砣就离秤盘远一些。一句话，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变”，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敌情或条件，确定自己对敌的举措。
这才是“诡道”的大前提。“通变性”是营造有利条件的手段，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之一。这几乎是军事领域的定律——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制定出明确的、决定性的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这是确定的；但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强调的是灵活性，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https://www.daowen.com)
战争形势千变万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胜负成败通常因为一个细枝末节的偶然改变而致使必然的结局。所以，战争不仅需要深思熟虑于目标决策之前，还要看临场能不能灵活多变。
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时期主政，被北周皇帝宇文邕封为“隋国公”。杨坚在北周的朝廷中权力极大，只是北周大将尉迟迥却不买他的账，居然起兵反抗杨坚，于是双方在河南商丘展开大战。
杨坚派大将于仲文一路奔袭、人困马乏地赶到了前线，而且尉迟迥的兵力占有极大优势，所以于仲文的部下认为：“军自远来，士马疲敝，不可决胜。”（《隋书·于仲文传》）建议先行休整。然而，于仲文却摇摇头，令三军迅速进餐，列阵大战。于仲文的决策显然违反“以逸待劳”的用兵原则。更令他部下不解的是，于仲文最终打败了对手，让敌军被迫向山东退去。
战后，部下就问于仲文：“前兵疲不可交战，竟而克胜，其计安在？”于仲文微笑着说：“吾所部将士皆山东人，果于速进，不宜持久。乘势击之，所以制胜。”
众将一听，都服了。为什么呢？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于仲文会胜在这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大家都知道，可是于仲文却独具慧眼，根据这一点，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营造了有利于自己的作战态势，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个战例就是典型的因利而制权。
由此可见，“诡道”并不是“骗”，而是为了营造优势而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方法的“变”。
其实，现实生活亦然。如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赢利，目标确定后，不赢利，就破产，一点都不含糊。但是，如何赢利，学问就大了。做假骗人不行，一旦穿帮，即刻被清除出市场。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根据市场环境或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手段——手段灵活，通变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