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责于人

不责于人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话有道理。统帅是战略指导的决策者,仗怎么打?为什么打?从哪里打?用多少兵力打?打到什么程度?要取得什么样的战果?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作为一名统帅,在战前必须要考虑好。一句话,战场上所有关于全局的问题,统帅都要把握好,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态势。这种“态势”,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孙子为什么讲“胜可为也”?就是认为,胜利是可以制造的,而制造胜利最为关键的在于智慧,而不是把打仗的压力全部放在下级官兵的浴血奋战上。简单打个比方,统帅的决策是打地基,下级官员的奋战是垒墙上梁,地基打得不牢,墙砌得再直,梁上得再正,房子也得塌。这个地基,就是战略;这个地基,就是“势”。在战争中,统帅的任务就是“用看不见的东西”——智慧,“制造看得见的东西”——胜利。如果作战失利,甚至战败,最应该杀头的是统帅,而不是下级官兵。这并不意味着下级官兵没有责任,而是,首先要由统帅负责。孙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告诫后人:一定要在当上指挥官那天起,就要树立起这方面的意识:“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是一名高级指挥官必须具有的职业风范与道德。从我国开国元帅刘伯承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他身上就具备这种良好的风范与道德。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根据地司令员刘伯承,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刺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并且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等一系列著名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俗话说,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1937年10月,他在指挥第三八六旅向山西娘子关西南面的平定、阳泉等地奔袭的途中,就突遭日军偷袭,牺牲了近百人。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刘伯承并没有把责任推到这个旅的旅长陈赓身上,而是在作战总结会议上做了检讨。他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然而我们却遭敌袭击,损失了这么多好种子,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责任应由我负责,我要给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后来,他认真写好了检讨,并呈送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八六旅的官兵听说刘伯承老师长打了败仗不乱处分,而是自己先把责任承担起来,心里非常感动,士气大增。1937年11月2日,当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三六联队的一个大队,在向昔阳进犯走到黄崖底地区时,士气高涨的第三八六旅就在这里设伏,把敌人全部压制在河谷底部。其间日军三次向伏击阵地发起冲击,均未得逞。最后,这个旅取得了著名的黄崖底作战的胜利,共毙伤日军三百余人、骡马三百余匹。而我军伤亡只有三十余人。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从这里西进了。

打几场败仗并不可怕,关键是打完败仗之后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责任。刘伯承打了败仗,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担当,负起了一个统帅的责任,这恰恰就是孙子所讲的高级指挥官“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的职业风范与道德。而这种担当,又会化作精神力量,感染自己的部属,使他们愿意按照自己所爱戴与敬佩的指挥官的意志去打仗,这就是孙子所说“善战者”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