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视“正”

正因为“奇”的作用非常大，于是自古就有人轻视“正”。唐朝有位大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名叫李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样的大官。他自幼喜读兵书，据说，他时常和他的舅舅、名将韩擒虎谈论兵事。韩擒虎对这个外甥非常喜爱，曾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先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韩擒虎就是一个轻视“正”的将军。一次，李世民和李靖聊起兵法。李世民问李靖：你舅舅对我说，你经常和他谈孙子与吴起的兵法，是不是谈的就是奇正之术呢？

李靖回答：别看我舅舅是个领兵打仗的，但他却不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意思是说，我舅舅并不知道奇正的最深奥妙，只能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罢了，并不知道奇正相互变化是无穷无尽的。

韩擒虎究竟是不是真的轻视“正兵”战法，史料中没有证据佐证，李靖也没有必要在皇帝面前贬低自己的舅舅。从上下文义来看，可能李靖从同舅舅的谈话中，感觉到韩擒虎有这方面的倾向，至少在其他带兵的人身上有这种现象。

不管是韩擒虎还是其他人，轻视“正兵”的战法都是错误的。其实，“正兵”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战略上表达自己的意志。如针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达了我党对反共摩擦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这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就表达了我党战略上坚持自卫原则，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坚强意志。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手。宁可让你打死，也不能让你吓死。(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在战术上诱敌、骗敌，牵制或者阻击敌人，为出奇兵赢得时间，或者创造有利的战机。喜欢看古代战争片的朋友都会发现，双方将领一对阵，往往要高叫：来者何人，通报姓名！然后双方大战多少回合。如果双方大战若干回合后，一方被挑落马下，那么这就是正兵作战。如果一方打了几个回合后，拨马回走，对方误以为是由于不敌而败走，急忙策马追赶，而对方却偷偷地从怀里拿出流星锤等暗器，趁追者不备，突然扔了过去，这就是奇兵。于是，一个完全的正兵掩护奇兵的作战范例完成了。

同样，发生在1948年10月10日的塔山阻击战，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正兵”掩护“奇兵”的范例。解放战争时期，我东北野战军为了保障主力夺取东北的咽喉锦州，进而关门打狗，将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歼灭在东北境内，命令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于辽宁省锦州西南塔山地区，对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进行一次防御作战。野战司令部首长专门指令四纵队司令吴克华打一场正规的阵地战。我军自长征后，极少打正规的阵地战，更多的是打运动战，而这次之所以要打阵地战，就是以“正兵”的形势阻击敌人，为主力出奇兵打下锦州创造条件。在这场历时六昼夜的作战中，我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七十四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六千五百四十九人，保障了我军主力取得攻克锦州作战的胜利。

“正兵”重要，但是如果用不好，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八十句口号，其中之一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博古，抛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这个“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正兵”。结果，这个正兵方针，使得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最后，在1934年10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