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之道

“美好与擅长”——这两个含义合二为一，才能真正成为善战者，进而到达军事境界的顶点。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人，怎样才能到达军事境界的理想顶点呢？首要是责任之道。

责任是什么？责任是自己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事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强调的问题之一就是“责任”，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其所著的《新唐书·王薛马韦列传》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语中，最先提到了“责任”。他说：“王者用人非难，尽其才之为难。观太宗之责任也，谋斯从，言斯听，才斯奋，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遗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作为君主，难的不是他能不能用人，难在他能否人尽其才。而唐太宗李世民用人却能够做到：听取部属的意见，接纳大家的建议，使臣子能够人尽其才，相互间坦诚相待。君主的责任就要像唐太宗一样，把人用好，齐心协力地把国家治理好。

而将帅的责任呢？非常简单，就是打胜仗。而要想打胜仗，就得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孙子兵法·地形篇》）的襟怀与境界。有了这种襟怀与境界，就能够排除一切外来干扰，不唯上，全身心地根据战场情势作战，而不是根据人的喜怒好恶作战。孙子在谈到这点时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就是说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便国君说不能打，也一定要打；如果没有把握取胜，即便是国君要打，也一定不能打。

强调战场上指挥官最有发言权，这是孙子始终如一坚持的观点。然而，要做到不唯上并不容易，必须在心里树立牢固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孙子给将帅规定的使命是什么？“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谋攻篇》），这就是将帅的使命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个外来词，也叫价值哲学。1911年，德国无意识哲学家冯·哈特曼首次提出这个词并作为书名，出版了《价值观纲要》。认为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https://www.daowen.com)

从价值观的定义来看，即便孙子那个时代没有这个词，但已有了判定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普遍要求的准则。孙子说的上述这两句话，恰恰是将帅的行为准则。想想看，不把国家安危放在心里，不把民众死活放在心里，这种将帅会多么自我与自私！而这样的将帅会有责任吗？而没有责任的将帅，在战场上会发生什么情况，不就可想而知了吗？

可见，能否成为“善战者”，不仅是有没有打仗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是不是树立了正确的军人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北宋可以说是个富国，一幅《清明上河图》就展现出了北宋时期的繁荣与富裕。但是，这个王朝却是中国军事最弱的时期，几乎从这个王朝一建立，就与契丹、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处于战争状态，屡战屡败。除了指挥体制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北宋时期，文官爱财、武官怕死。想想看，在这种价值观下，将帅能自觉地按照制胜之道作战吗？

北宋名臣张亢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宋军与西夏军屡战屡败，根本原因在于前线指挥官“不知兵之弊也”（《宋史·张亢传》），而将领们之所以不懂得制胜规律，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没有责任心的人，才干那些“肚子疼怨灶王爷”的事情。

两千五百多年前，孙子从将帅的行为准则即价值观方面，把将帅的责任与制胜之道联系在一起，真是难能可贵。即便在今天，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很有现实意义。要想让自己的部属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光靠行政手段让他们服从远远不够，还需要建立内在动力的平台——核心价值观。有核心价值观，就有责任，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有了行为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