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战
上面强调的是国家必须积极备战，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然而，战争毕竟是一把双刃剑，要慎重对待，使用战争手段一旦过度，就会起反作用了。著名的军事家吴子认为：“以数胜得天下者稀。”（《吴子兵法·图国》）就是说，靠多次取胜而获得天下的实在太稀少了。他总结道：“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吴子兵法·图国》）
当然，吴子对魏武侯说的这番话还是虚指，他只是强调要慎战。
孙子也同样如此，在《火攻篇》中，孙子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好懂，说的是没有利益的时候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获胜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出击，没有到危急关头不要使用战争手段。君主不可因怒兴师，将领不可因情绪而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发动战争，否则坚决不要强行发动战争。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孙子在《九地篇》中也讲过，这说明，孙子非常重视慎战问题。简单地说，孙子是在反复告诫人们：打仗要看利害得失，绝不可逞一时之气而轻举妄动。
从事战争的人，没有血气不行，像“面瓜”一样的人，一点精神也没有，是不能打仗的。但是，意气用事的人，遇事不冷静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更会坏事。在孙子看来，逞一时之怒气作战，会使人失去理智，而在非理智状态下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分析一下孙子的“慎战”思想，其中有三个原则：
一是从“非利不动”原则出发，肯定了运用战争手段“利益至上，效益为先”的客观标准。人类战争史表明，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被迫卷入战争者，往往都是怀着“利益期待”的心理投入到战争中的。这好比做生意，如果付出的成本大于可以获得的利益，就不会有人做这种生意了。再做下去，你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做慈善事业了。
战争领域也是这样。国家只有在通过战争手段，使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时，才会使用战争手段。换言之，正是由于战争参与者认为战争可以带来巨大收益，战与不战给国家带来的利益差别很大，他们才选择了战争。
孙子很现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判定能不能打仗的标准，不是你想不想打、愿意不愿意打的主观标准，而在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打仗和不打仗哪个决定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客观标准。
二是从“不得不用”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战争运行的科学准则。有的情况下，即便条件允许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且战争可能带来的结果会不错，但也要看有没有取胜的把握。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最好放弃战争。而且孙子在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战场上一仗或几仗的胜利，而是从深远影响上衡量能否有胜利的把握。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孙子兵法·火攻篇》）费，是浪费金钱；留，是浪费时间。孙子这句话是对国君们说的，意思是打仗可不能不问代价和不讲后果。如果你打了胜仗，攻取了人家的城市乡村，但你却不能巩固住这些战果，那也非常危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时间长了，国家和军队都会让战争拖垮。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苏联的角度讲，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旦控制了南亚次大陆，打通印度洋的入海口，就会给奉行扩张主义的苏联带来丰厚的利益。(https://www.daowen.com)
结果呢？正像孙子所说的，苏联最终陷入了“费留”的困境，而且一拖就是十年，最终把国家拖得筋疲力尽、铩羽而归，国家的实力大大下降了。
三是从“非危不战”的原则出发，强调了慎战的战略价值。这个原则，涉及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开战决策”问题。
什么是开战决策？开战决策，就是某国当权者为维护本国的某种利益，而做出对另一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
影响开战决策的因素，首先是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开战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就是国家当前最高和最迫切的利益，“最高”和“最迫切”这两点，不能丢掉任何一个。有的问题，虽然涉及国家最高利益，比如主权问题，但如果不是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利益，是不能贸然开战、轻启战端的。219年，东吴政权杀死了刘备的结义弟兄关羽，刘备不顾众人的规劝，执意改变了国家原有的大战略，于222年率军征讨东吴，发动了报复性战争。
在这一事件中，刘备与关羽的情谊，虽是手足之情，却是私情，而国家利益则是公情。私情再大，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放到国家之上的。刘备彝陵会战的惨败原因之一，就是把兄弟情谊放到了国家利益之上，对一个本不应该选择的目标发动了战争，结果使国家利益受到了根本性的损失。
其次是决策环境。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进行的，所以是否开战，还要充分考虑内外环境对战争的制约因素。有时国内战争的呼声很高，也具有打赢一定规模战争的能力，但还要考虑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自己。
例如，伊拉克打科威特，实力完全富余，国内民众也支持，结果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科威特。然而，萨达姆却没有考虑国际环境因素，没想到国际社会强力介入，结果一败涂地、生灵涂炭。
再次是情况判断。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做出开战决策前，除上述两个因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敌方现有和潜在的实力，可能对己方开战行动采取的企图与决心，敌方有无可利用的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量可能对己方行动产生的影响，己方有无可借用的外部力量等等问题。只有在对上述情况做出相对准确的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相对科学的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萨达姆吃了个大亏。萨达姆原来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像后来那样，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伊朗霍梅尼政权提出的“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革命的恐惧，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暗中偏袒伊拉克。这就使得萨达姆从中得到一个错误的信息——伊拉克会成为美国在西亚地区的朋友。当然，对这个错误的信息，一开始萨达姆也不是非常肯定。但1990年2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凯利对萨达姆说：“你们是本地一支温和的力量，美国希望发展与伊拉克的关系，并且对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冲突并不感兴趣。”于是，萨达姆终于相信了美国人的话，认为科威特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弃儿，一旦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肯定不会管的，于是他做出了侵略科威特的决策。就是这个决策，最终导致了海湾战争的爆发。
历史上的经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孙子的“非危不战”，即国家不到危急的最后关头，就不要采取战争手段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安国全军”（《孙子兵法·火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