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文化”既然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因此只有通过“史”的研究，方能真正把握“文化”。
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在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
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学都有一个领域逐渐扩大的过程。古代史学主要限于政治史，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军事史。国家和国家的统治者曾经是历史的主角，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国家的演变和统治者的功勋或罪孽。富于人文色彩的中国古代史学比较注意文化现象的记述，历史典籍中多有关于诸子、艺文、经籍、典章、方伎、学案等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史记·论六家之要指》《淮南子·要略》、刘歆的《七略》，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近古学者编撰的《伊洛渊源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已具有某一断代学术文化史的雏形，《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更辑录了相当丰富的文化史素材。但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史学仍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17]，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8]，“《左传》为‘相斫书’”[19]。梁氏的这些论断，不仅切合我国古代史学，也切合许多其他国度的古代史学。被西方誉为“历史之祖”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所著《历史》，虽然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主要篇幅用于叙述希腊—波斯战争的过程，对于当时希腊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现象较少涉笔。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另一史学家修昔底斯，本人便是雅典十将军之一，曾指挥色雷斯一带的军事，他留下的史著《伯罗奔尼撒战史》，更极少提及这一时期灿烂的希腊文化成就。罗马统治者凯撒（前101—前44）既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史学家，他所撰写的八卷《高卢战记》，记述了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的一系列战争；三卷《内战记》，记述了他战胜庞培的经过。至于欧洲中世纪的史学，更有忽视文化的倾向，犹太史、教会史构成其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圣经》引文成为证明和论据，其权威不可置疑，切实的文化研究，几乎全然排斥于史著之外。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崛起，史学家解释历史，神学气息渐趋淡化，纯世俗的原因成为注意的中心，文化及文化人开始跻身史著。然而文化史在历史学中据有堂堂正正的地位，则以西欧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为端绪。
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在这一时代，文化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这方面劳绩最著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1694—1778）。伏尔泰把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过程，他不满意囿于帝王将相活动的编年史，力主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他在《论风俗》的序言中宣称，他的著作的目的，“不在于指出某年某个可耻的君主继另一个残暴的执政者之后”，而在于指示“主要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20]。他高度肯定精神文化对人类进步的作用，认为数千次战争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利益，而莫里哀、笛卡儿的著作将成为后人永久快乐的源泉。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件中写道：“连接两海的运河闸门、蒲桑的画、优秀的悲剧、新的真理的发现，都比所有宫廷的编年史和所有战争小说有千百倍的价值。”[21]伏尔泰本人的史学实践更活生生地展现了文化史的丰姿，他的力作《路易十四时代》描绘了法国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景，其中包括艺术和民俗、战争与外交、科学与技艺，成为近代文化史的滥觞。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间，西方涌现了大批文化史著作。英国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1）的《英国文明史》、格林（1837—1883）的《英国人民简史》，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1818—1897）的《希腊文化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著作进一步突破传统史学限于上层政治的狭小格局，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及各种文化现象。如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不是帝王将相主持的政治和战争的历史，而是一部英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写英国诗人乔叟的篇幅多于写英法百年战争中的克里西大战，写最早把印刷术传入英国的篇幅，多于写红白玫瑰战争。在这种把社会、民族及其文化视作历史主体的思想支配下，19世纪下半叶以后，文化通史、国别文化史、各类文化专史在西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国“五四”前后，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的展开，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工作揭开序幕。首先是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如桑戴克（Lynn Thorndike）著、冯雄译的《世界文化史》，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传播较广；日本人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也有数部被译介，其中影响较大者为高桑驹吉原著、李继煌译述的《中国文化史》，此外还有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田国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等。与译介外国人著作相同时，有些中国学者还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他有一个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大型计划，但仅写出其中的《社会组织篇》，便因辞世而中辍。后来，顾伯康在20年代末，柳诒徵、陈登原在30年代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化史》相继问世。此间还有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杨东蒪等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则有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面世[22]。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导致文化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的中断。就学术原因而论，由于“左派幼稚病”的盛行，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和唯阶级斗争论，并将一些文化史著作简单地以“文化史观”（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形态）加以否定。这样，广义文化史被社会发展史所取代，狭义文化史则被分解到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科技史、史学史、学术史之中，很少有人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作综合性或专科性考察。因此，三十余年来，虽然文化史涉及的各个分支大有进展，为今天的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前所未有的雄厚基础，但就文化史的正面展开而言，则过于沉寂，文化史概论、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各类文化专史均寥若晨星。这无疑影响了我们对全部历史深刻、完整的把握，形成一种“跛足史学”。而这一切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从而给世人造成一种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形象。
事实上，19世纪中叶形成，以后又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文化史给予特殊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中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把“经济人”看作人类生活的扭曲和堕落，他们在从事经济研究中，将人作为经济学的主体纳入考察对象，这样，经济学使我们透过物看到了人及人创造的文化。马克思还指出，人类在创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了自己，这种活动称为对象化，其基本形式是劳动。劳动，即人的对象化创造了“第二自然”，也就是文化，从而将人类同自然区分开来。这是对文化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唯物辩证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各形态的文化发展历经的深入考察（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所进行的），更直接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在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出现过两种与科学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倾向。其一是“文化决定论”，认为“意见决定历史”，思想或价值观念是社会行为的终极动因；而作为思想、价值观念集合的文化，其发生、发展只是文化自身运动的结果，或者仅仅是由自然环境和种族特征决定的，与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无关，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归因于文化的盛衰。其二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把人以及人创造的文化看作是由经济范畴操纵的傀儡。前一倾向主要流行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后一倾向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过不小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与唯心史观作斗争的过程中，详尽阐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史学研究，其中包括文化史研究才立足于坚实的地基之上。我们不能赞成“文化决定论”，乃是因为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地基，正像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当然，唯物史观又决非如有些人所曲解的那样，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在晚年反复申述：“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3]恩格斯还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4]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偏颇，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歪曲成一种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把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视作被动的附庸。而西方学术界的某些人（如马克斯·韦伯），或者是出于误解，或者是有意曲解，竭力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一种忽视人的历史主动性，忽视文化的能动作用，否定观念力量的经济唯物主义并加以攻击。应当说，我国解放后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或政治史加经济史，一方面是“重政务，轻文化”的传统史学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犯了恩格斯所批评的“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错误。因此，肯定“文化”在历史中本来所具有的旺盛活力，科学地阐释历史进程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肯定历史的主体——实践着的人的创造性功能，肯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既受制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又具有独立性和巨大的反作用力，把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看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完整形象，才能生动、丰富地描绘出历史的全貌，准确、深刻地揭示历史自身的运动规律。
【注释】
[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7页。
[2]《庄子·知北游》。
[3]《抱朴子·极言》。
[4]《周易·系辞上》。
[5]《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6]《〈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51页。
[9]《左传·桓公二年》：“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吕祖谦《秦晋迁陆浑论》：“伊洛之民，居中华声明文物之地。”
[10]参见俞吾金：《葛兰西的文化观及其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四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12]王夫之：《诗广传》卷五。
[1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8页。
[1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8页。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29页。有关普列汉诺夫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观点，参见何梓焜：《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0页。
[1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18]《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19]《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20]《论风俗》，《伏尔泰全集》1877年巴黎，加尼埃版，第11卷，第157—158页。
[21]《伏尔泰全集》第33卷，第506页。
[22]参见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化史论》。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