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里不鬻”到土地渐趋私有

地主制可以完整表述为“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这是秦汉至明清间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在这两千余年间，土地国有（王有）与私有并存，而在实际上土地私有占据主导，皇家及贵胄也世袭领有土地，但并非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财富的根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故土地制度是农耕文明时代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殷商西周实行土地不得买卖的分封采地（连同其上的农奴）制度，如《礼记》所称“田里不粥（鬻）”（田地不得买卖），《管子》所称“农之子恒为农”（农人不许转作他业），《左传》所称“农不移”，《孟子》所说“死徙无出乡”（农人至死不得迁移），都是对封建时代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状态的典型表述。这种情形至西周末开始发生变化。《史记·周本纪》载，西周晚期的宣王（？—前782）变革体制，王畿“不籍千亩”，废除籍田（公田），田土分给直接生产者。至东周，公田、私田并存，领主与农人相对和谐相处等状况，在《诗经》的《小雅》、《周颂》中的农事诗（如《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载芟》《良耜》等篇）里有所表现。

土地转让始于西周中期（西周青铜器铭文有记载），广泛展开于春秋，有些学者将此称之土地私有化，其标志是田土自由买卖。然实考春秋史迹，其间“有土地运动，却无土地市场”^[2]。刘泽华先生指出，春秋“土地运动主要是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进行的”，其方式有封赏、迁徙土著以重分土地、索取、以土地作政治性交换、对土地作政令性调整等^[3]。记载春秋时期土地买卖（“贾”）的材料仅有《左传》上的一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4]，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戎狄的牧场可以“贾”，而不是指作为耕地的“田”可以买卖。至于韩非子说，春秋末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5]常被引作田土买卖的例证，其实也不可靠，因文本明确区分：出卖宅圃（住房及其周边的菜圃），抛弃农田，并未言及出卖农田。总之，春秋时农田买卖的原始材料尚称缺如。

《汉书》载战国中期“除井田，民得买卖”^[6]，这是东汉人班固对西汉人董仲舒评论商鞅变法的追记。《史记》载赵括“日视膏……地可买者买之”，这是讲的实在的土地买卖，然已是战国末年的事情。称战国田土“可买者买之”，大体能够成立，但材料并不丰富。战国已普遍出现拥有小片土地的编户农人，但他们还受到国家的超经济掠夺，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https://www.daowen.com)

土地私有制行于春秋则多有确证，其时出现向国家缴税后垦殖者可以自耕、自获的“私田”，春秋晚期鲁国收取实物地租的“初税亩”^[7]、“履亩而税”^[8]，以及“郑子产作丘赋”^[9]，均为记载私田纳税的著名例子，表明当时在封建领主制的“公田”之外，已别开“私田”局面。战国时，鼓励垦殖私田是列国变法的题中之义，如魏文侯（？—前396）时的李悝（前455—前395）变法，即主张“尽地力之教”。楚悼王（？—前381）时的吴起（？—前381）变法、齐威王（？—前343）时的邹衍（约前305—前240）改革，都有此类题旨，而秦孝公（前381—前338）时的商鞅（约前390—前338）变法，使土地私有制得以普及。商鞅一派论者所作《商君书·徕民篇》，记述秦国召来三晋之民开发秦国荒地，使私田大增，“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地主—自耕农经济长足发展，使秦“国富兵强天下无敌”。而秦代“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才算有了法律保障。需要特加说明的是，秦汉时期虽然土地私有渐居主流，但土地王有（国有）却始终是最高理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唐人陆贽称：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人之所为。^[10]

秦汉以下，土地制度多有变化，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门阀贵族制相伴生的领主庄国制抬头，自由农民向依附民转化，社会的封建性复振，故有中外史家将魏晋南北朝称之“准封建社会”、“变相封建社会”不无道理。中唐以后，地主制恢复并发展，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经济形成大势，自耕农即编户农民（中央政府登录入籍的农民），是农业劳动者主体，也是朝廷赋役的基本来源。这种农民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农奴那样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但地权甚不稳定，破产或成为地主的佃农，或成为贵胄的佃户。列朝都发生过贵胄甚至皇帝的超经济土地兼并，以明代为例，太祖赐公侯以下庄田多者万亩，亲王田十万亩^[11]。孝宗、熹宗勋戚庄田达数百万亩，神宗更广占民田为皇庄，并欲封赐爱子福王四百万亩^[12]。但就总体而言，上列情形并未扭转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大格局。对于这种大势，马端临有一总括性论述：“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