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地主制”、“官僚政治”共存并行
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与“专制帝制”三项要素贯穿始终。
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态，所谓家有庙、祠有产、宗有谱、族有规，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网络。建立其上的宗法观念，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由“忠、孝、节、义”等德目构成的宗法伦理，为朝野所共认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专制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是秦汉至明清间农业社会的常态性制度（魏晋至唐中叶，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较为强势，唐中叶以下，地主经济、官僚政治愈占上风），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选举、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官僚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均深植于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盖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决定，此制奠定了专制帝制的宽阔深厚的物质基石。
官僚政治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不变，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显示了专制帝制及其各相关制度的强劲延续力。帝王“以制命为职”（朱熹语），反映帝王意志的“诏令”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布达四方，经由郡县制、流官制，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朝廷又经由选举、科举，君主与庶民对接，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具有流动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大夫阶层，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与“官僚政治”三者并非独立并列，而是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它们相与共生、浑然一体——
男耕女织、土地私有、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又被其反哺并受其保护；(https://www.daowen.com)
集权而又流动的官僚政治与自在自律的宗族组织形成二重结构：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在民间社会又有宗法制织造的广大而富于韧性的网络，形成国家“专制权力”与“社会基层权力”的彼此分工“国法”与“人情”的相互契合[41]。这种“宗法—专制”二重社会结构与地主—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
官学私学并存互动、学仕一体的文教—选官体制，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局，都在上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内繁衍，并为之培养人才、提供观念支撑。
以上诸层面融汇成的自足性机体，具有顽强的延传能力。直至近代，在工业文明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宗法专制帝制才逐渐解体，作为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一贯政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政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42]
历史沉重的册页终于翻过，然而其神髓未灭，余韵流风影响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