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的“世俗性”

说中华元典具有“世俗性”，并不是说中华先民没有宗教意识和创建宗教的实践，而是指中华元典精神的重心在“入世”而不在“出世”，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不同于印度、中东、欧洲等地区长期由宗教左右文化的情形。

以欧洲而论。宗教和神学一直在这个大陆的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确信，现世之上有一个以奥林匹斯山为中心的神的世界。神间冲突、神人冲突构成希腊神话和悲剧的基本内容。当轴心时代的希腊诸哲兴起以后，人文主义高扬，神界退居希腊文化幕后。在希腊—罗马文化走向衰落之际，来自中东的基督教迅速风靡欧洲，成为中世纪千年间的文化主干。基督教通过天堂与地狱、原罪与赎罪、末日审判等命题，将人世的苦难、短暂与天堂的幸福、永恒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引导人们通过信仰上帝超脱现世的苦难，去求得天堂的解脱。充满了神异说和宗教激情的《旧约》与《新约》成为基督教世界人人遵奉的《圣经》。而中国人视作圭臬的元典，讲究的却是“君子以经纶”^[35]、“春秋经世”^[36]，人们关心的是现实政治和人间伦常。

中华文化的“世俗倾向”突出表现在广大士人以现实政治为务，而政治又已经从神学中剥离出来，所谓“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37]政治取决于用人的恰当、民众的拥护和时势的趋向，“礼神”则不是必要的功课。在这种“尊礼”、“近人”精神培育下，大多数中国人不时也会有宗教情怀的抒发，但他们更加执著追求的是世务人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宋代理学家倡导和阐释，成为中国朝野敬奉的“圣经”。而这种中国式的“圣经”，不语怪、力、乱、神，只是平实地讲述着人生道理。这里没有人格神上帝，没有人格神上帝的创世纪，也没有关于彼岸世界的描述和“原罪”、“拯救”观念，有的是由人心修养说和治国平天下谋略共同构成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华本土文化的三大主要流派——儒、道、法都不是宗教，而较富于宗教旨趣的墨家在秦汉以后便基本消失，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非宗教的世俗倾向。(https://www.daowen.com)

二十世纪初叶，康有为曾经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倡议，章太炎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在中国立国教，完全不符合国情与文化传统，章氏指出“中土素无国教”，他进而证之以中国人的国民性：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38]

章太炎准确把握了中华文化的世俗倾向和实用理性精神，而康有为的“立国教”努力，则因有违国情，只是一种心劳日拙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