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前瞻
第十五讲 中国文化现代转进
一、何谓现代性
从古（先代）迈向今（现代），是全球历史不断进行的过程。然而，中国19世纪中叶以降的古今转换非同往昔：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挟其军事、经济、政治强势，打断中国文化固有的运行轨迹，现代性不期而至。这与西方的现代性是中世纪末期以来社会内生的情形颇有差异。
在西方，“现代”（modern）是与“古典”（antiquitas）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略指走出中世纪的文化属性——
物质文化层面，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自然经济主导转向商品经济主导；
社会组织层面，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宗法皇权制退出政坛，代议制基础上的民主政制兴起；
观念层面，确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线性历史观，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以人的独立价值为本位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普及。
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现代性的获得，是一项世界性成就，并非一隅之地的封闭性独创。即使以原发性著称的西欧现代化，除自备条件外，也广为汲纳异域成就（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器物文化和考选文官制等制度文化），方全面赢得现代性要素；而在高级农耕文明固有轨道内运行的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因西力东渐的激发，前进因素觉醒，进入现代性剧变，这种剧变更是内外因素汇聚的产物。
第二，“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所有社会，包括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都保有某些传统特点，不宜把传统性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化标志。“传统—现代”二元割裂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第三，现代性与西方化互有缠绕，必须惕戒其间的认识陷阱。现代性并非专属西方，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性，是包容中西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现代性。
第四，“现代性”时下遭遇后现代的挑战，“解构现代性”成一新命题，然而，当下时代的主潮仍是现代性的实现，诸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性尚是未竟之业，故我们在迎受后现代洗礼之际，仍然应当主要用力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
第五，现代性即使在发源地西方，也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在中国，由于现代性是经由外力引发的（内在现代性因素逐渐觉醒并发生作用），其与传统的断裂尤显突出。而要达成断裂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必须通过一个崎岖坎坷的历程，其间既面临前所未遇的危局，同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诚如清末洋务大吏所言：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1]
在“奇局”下建“奇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现代转型作出的积极回应。今日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是更加宏伟的“奇局”下建“奇业”。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现代化浪潮自西徂东，日渐迅猛地推进，中国文化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晚清、民国以至于当下，中国人一直面临“现代性”的反复拷问——
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中国文化迎受现代化的能力如何？
中国固有的“内圣外王”之学，历经工业文明的激荡，是否可以构建新“内圣”，以提升国人的精神世界，成就健全的“现代人”？
“内圣外王”之学是否可以开出新“外王”，以构筑持续发展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跻身现代世界强国之林？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挤迫下（空间性压力），在文化现代性的追问下（时间性压力），国人展开关于中国文化的新一轮自省，从而开辟艰难、壮阔的文化自觉历程。
二、现代文化奠基于三项成就的聚合
文化的现代转进，奠基于三项不可或缺的成就，尤其仰赖三项成就的聚合——
第一，市场机制、价值法则合理运作，商品经济充分发育；
第二，民主与法治从理念到制度完善化，人民主权得以真正实现；
第三，经由考选的科层官僚制[2]建立，确保权力的公正与效率。
只有当上述三项成果相互支撑、协同运作，方可迈上现代文化坦途，如果仅是其中一项孤立展开，便可能南辕北辙。例如，没有一、三两项的配合，第二项（人民主权）独进，将陷入民粹主义泥淖；再例如，没有第二项（人民主权）的制约，第三项（科层官僚制）将堕为专制主义的工具；若仅有二、三两项而弱于第一项（商品经济充分发育），现代文化即成无法坐实的空中楼阁。
反顾文化史便会发现，往昔中国曾在上述三方面各有程度不同的建树，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奉献科层文官制等卓异创造，方使自备一、二项成就的西欧赢得三项成就的聚合，在17世纪以降率先启动现代化。而中国因一、二两项成就有所欠缺，早熟的官僚制在近古以至近代沦为维护专制皇权的“旧制度”，终为革命摧毁。这些成败得失，其因由皆埋伏于文化生成史的运行之间。
现代文化的转进，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精心建设，还尤须仰赖诸成果的有机“聚合”，单兵独往，难获成功。
经过百余年的奋起、积淀与广采博纳，当下中国程度不一地兼拥三项成果，遂有三十余年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步；但三项成果发展并不平衡，跛足状态尚未克服，三者的聚合度更有待提升，这正是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悖论四问
人们注意到文化史“长江后浪推前浪”现象，但不可忽视另一侧面：历史进步又往往包蕴着悖论[3]——前现代文化的成就有可能构成现代文化的阻力，现代文化则埋伏着后现代进路上的陷阱。
匈牙利思想家乔治·马尔库塞（1898—1970）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和逻辑导致了文化悖论，而恰恰是文化悖论包含的矛盾性使批判和反思成为可能，因此“文化悖论也是对多样性的一种保存，从而打破对现代性的同一性，克服现代性危机”[4]。
社会转型之际的中国人于困知勉行[5]间，已提出了如下疑问——
近代“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在清末即发出一个历史性拷问：为何明初出现世界最卓越的航海家郑和，但郑和之后却无第二郑和？[6]这是从海洋事业的盛衰，先期提出与“李约瑟悖论”相类似的问题。
20世纪中后叶，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7卷34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提出以后冠名“李约瑟悖论”的问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7]
美国的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所撰《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提出一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8]
史华慈所说的“深层结构”，是指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史华慈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人设计另一套替代品。[9]而至高无上的皇权既是中国古代文明获得显绩的原因，又如同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体制一样，带来巨大负面效应，在近古和近代尤其如此。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史华慈问题”，也可以称之“史华慈悖论”。
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时询问毛泽东：历史上很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即朝气蓬勃地快快兴起，又匆匆忙忙地灭亡，原因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有无“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的办法？[10]
“梁启超之问”“李约瑟之问”“史华慈之问”“黄炎培之问”，其侧重面有别，却都是从当下出发，试图求解历史悖论：中国曾经创造光耀千秋的古典文化，为何在近代落伍？而历史传统为何既是无尽的文化生命源泉，又形成不易超克的前行阻力？中国近代落伍和当下复兴为何都可以从历史传统中找到根据？
这些问题全都聚焦于文化的现代转进，而答案却深藏在历史的浩茫之中。(https://www.daowen.com)
四、前瞻
十五、十六世纪以来，随着西欧诸国率先进入现代历程并向全球播散，在其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激发起来，渐次迈向现代转型之路。[11]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起步，大约发端于明清之际（17世纪），而正式迈入现代文化门槛则在19世纪中叶，形成规模效应在19世纪末叶以降。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那么，较之西方现代文化已运行四五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却为期不长，迄今不过百余年，尚处在初级阶段。
中国文化的古今转换与中西文化交会互为表里，而近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会，有两个关键时段，一为明清之际（17世纪前后百余年间），二为清民之际（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百年间），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两个节点，当然后者的程度与规模远高于前者。
明清之际，欧洲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东来，其宗教及科技学术进入中国，然影响力限于“形下之器”；清中叶以降，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等西方列强用炮舰加商品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统一市场和全球性国际关系。中国遭遇到“高势位”的西洋现代文化的入侵，中西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会，这一过程造成中国文化的空前危机，也赋予中国文化新的发展机遇，其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诸层面渐次发生现代转型，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渐次迈入“世界之中国”。
（1）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活跃；在观念层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非君崇公，将民本思想推至新阶段，开启蒙主义之先绪。此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揭开西学东渐序幕，这是继佛教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会合。满洲八旗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其初期（顺治、康熙）并未中断这一交会过程，但雍正以后则大体使中西文化交流停顿下来。清朝前中期理学是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考试的范本，而士人实际经营的则是考据学，朴学实证精神得到空前发展，成就古典文化的一次大整理，并对两汉以来经学的神圣性起着“解构”作用。
（2）清代晚期至民国间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生活的激发，获得新的生命，转换为现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现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推助中国文化转进；至于自宋明以来隐而未彰的原发性现代文化因子，更被纳入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系统。中国现代文化并非西方文化的整体移植，而是中西文化涵化互动的产物，如果对此估计不足，必将导致对中国一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作外因论的片面解释。
（3）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所以两广、江浙成为19世纪中叶以降百余年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粤闽等地以及宋明以来就已成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中心，其文化能量不断向内地辐射、推进。此种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文化传播路向，与两宋以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势。而两湖地区则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会的要冲地带，际会风云，人文荟萃。这些都构成中国现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简要而言，近代中国人采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线索是，首先接受“火器历法”，随之是“制械练兵之术”，进而是“西政”：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方案。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只限于“声、光、化、电、营阵、军械”之类技艺固然不够，停留在行政制度的修改也无补于大计，还必须有“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尤其要“多数人之觉悟”，其中包括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这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
面对西方的强敌、身处古今中西交会的大变局，中国人忖度思索，起初是不承认西方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有可采之处，继而是有所汲纳、有所排拒，大体路数是：器物层面较大幅度取法西洋，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则力求保守故旧，后又渐次被动地零星采摘西政之“形”，而未能深究西政背后的西学之奥。对于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则缺乏现代性精选与创造性转换。这样，近代中国出现文化外层（器）与内层（道）更化的不配套、不协调，导致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道—器二元分割及体用相悖的困局，而走出困局的需求，引发了近百年来的“体用之辩”。
一种文化的体与用是历史形成的。西方现代化属于内源、自生型，其现代文化的体与用是从西方传统文化引申出来，在现代生态中形成的统一体；而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威迫和示范下方得启动的，属于外源、次生型，不仅有古今演绎，而且需要作中西对接，而这种对接，好比人体接纳外来器官移植，易生排异反应，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调适过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清末以降展开了长时段、多层次的体用协调之路的探索。
在众多的中西体用论中，唯有“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庶几切合现代中国文化的实际状态与未来走势。在现代化进程中，“体”“用”两层面已经并继续发生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互摄，体与用皆有中西互动的可能与必要。觉醒了的现代中国人既不“执古”亦不“骛外”，而以中国文化为母本，汲纳有益于现代性成长的西方文化，在体用两层面实现中西涵化，不断丰富与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关键环节是：弘扬中国文化刚健自强、厚德载物的精神，不单在应用技艺上，而且在本体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结合上，达成中外文化的融通，从本土及世界的沃壤中生长现代文化。这是文化自觉指引下的发展进路。
由文化自省引发文化自觉，寻觅新的世界条件下中国文化“道—器”融通、“体—用”协调的健全发展路径，这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有待今人及后人努力探寻，借用屈原（约前340—前278）大夫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下世界尚未告别“民族国家时代”，近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依然保持下来，各国领土与主权不可侵犯依然是基本准则。至于各国的文化传统，更在新的世界条件下生机勃勃地传承发展，其丰富性并没有消融于“全球化”大潮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当下仍处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交混的时代。以中国而言，古代那种界限模糊的“天下”意识被民族国家意识所取代不过百余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13]。这种“民族国家”的确立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是现代文明健康成长的必备条件，也是通向全球化时代的基点。当今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并存的时代，故应当从“融入世界文化统一体”与“诸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两个向度，把握未来文化。
不同于古代、中世纪文明分途演进，现代文明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大系统内展开的，诸系统固然各有差异，但在文明人类那里又存在共通的价值取向，这首先是由于人类生理条件、生命需求的基本一致，由此导引出共通的、类似的价值判断，如欺诈、偷盗、乱伦在所有文明系统都是被否定的，有的文明与宗教还专设厉法，禁止欺诈、偷盗、乱伦，这是价值普遍性的一个例证。又如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学的“仁义”、基督教的“博爱”，被全人类公认其普世性。再以中国文化倡导的“信义和平”[14]“民无信不立”[15]之“信”为例，便与世界经济伦理之首条的商业信誉一脉相通。中国传统的“讲信修睦”[16]，无疑张扬着普世价值。同此，“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人类自古以来，尤其是在近代与专制制度、蒙昧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并非专属西方。以“民主”而论，其基旨是尊重并接受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历来为中国贤人所追求（近现代尤甚），中国的“民为邦本”说、“民贵君轻”说、“人皆可为尧舜”说[17]、“法不阿贵”说[18]、“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说[19]，便与民主精义的取向一致。同时，中国人又不断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民主精华，增进公民自治、民意表达的程序性、规则性与公开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民主的成长，但中国的民主不是对外来民主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固有民本思想的整体沿袭，而是中—外、古—今的综汇与再创造。
总之，中国文化精粹没有自外于普世价值，而是以富于民族特色的形态昭显、丰富着普世价值。文化的普世性又决不意味着排斥、取消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普遍化（世界化）与特殊化（本土化）二者间的张力，是未来文化成长的动能所在。人类的总体性进步，依赖于诸民族文化的进步，而不是诸民族文化的衰落；世界文化的丰富性，要靠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发扬去充实它，“将来世界大同，犹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合”[20]。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追求，也是世界各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期望。中华文化健康有益的民族特征的发展，正是对全人类文化作出的一份宝贵贡献。在这一意义上，文化愈是民族的，便愈是全人类的。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成功的中国乃是世界的福音。
我们应当从历史单线进化的错觉中摆脱出来，确立多元与一体对立统一的文化观。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各个不同层面，如技术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观念层面，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有异，保持民族特性的程度不一，它们分别遵循自身的规律，在世界化与民族化纵横两坐标间划出各自的运行轨迹，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中华文化，将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对立统一中阔步前进。
现代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自20世纪30年代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加以伸发“天人论古今，综创贯中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超越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指出现代文化的健康进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21]
未来的中华文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固有传统的整体沿袭，而是以传统格义现代、以现代格义传统，达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再造；是中西之学在体与用、内与外诸层面相互渗透的综合创新体。这一历程以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建设为基础，以民主政制、健全法治的成长为保障，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志。这将是一个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全面推进的过程，际会风云，场景复杂而壮伟。
【注释】
[1]《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九。
[2]科层制是指一种由非世袭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保证行政职责的明确性、一致性与能力的发挥，是合议制的代替。“科层官僚制”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略指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合理运行的必需。
[3]悖论（paradox）来自希腊语“para+dokein”，意为“多想一想”。悖论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的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解决悖论需要创造性思考，悖论的解决又可以给人带来全新的观念。
[4]转引自隽鸿飞、杜红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理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9日，B02版。
[5]《礼记·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6]梁启超：《祖国航海大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
[7]该书英文版于1954年以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中文版由科学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引文提及的伽利略、牛顿，耳熟能详，此不赘述。托里拆利（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发明水银气压计。斯蒂文（1548—1620），比利时—荷兰物理学家，代表作《平衡术》（1586），提出杠杆理论、斜面定律，被称为阿基米德到伽利略之间最伟大的力学家。
[8]《史华慈论中国·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9]笔者以为，在中国思想史上，近古的邓牧、黄宗羲、傅山、唐甄等人设计过极端皇权的替代品——“新民本”方案，不过未入主流，以“待访”“潜书”之类形态隐于草野（参见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参见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版。
[11]本文“现代”取泛义，包括狭义的“近代”（1840—1919）在内，直抵当代。
[1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26年2月16日第1卷第6号。
[13]勒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卷，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00页。
[14]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5]《论语·颜渊》。
[16]《礼记·礼运》。
[17]《孟子·告子下》。
[18]《韩非子·有度》。
[19]《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载姜太公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载孟子语，大意相同。
[20]熊十力：《论六经》，大众书店1951年版，第113页。
[21]参见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