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荡与名教危机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是一个分崩离析时代的开端。此后四百年间，豪族拥兵割据，王室贵族叠相杀戮，北方胡人乘势大规模进入中原，兵连祸接，政权变更频繁：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起的西晋统一（265—316），仅维持半世纪即演为离乱，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的更迭。与汉帝国集权政治崩溃同步，魏晋以降世家大族崛起，其庄园自成社会，不仅经济上自给自足，“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2]，而且拥占兼宗法、军事、生产性的私人武装——部曲。这使得豪族具有参与政权的充分条件，而脆弱的朝廷不得不依靠并拉拢豪族。于是，出身门第成为参政的首要因素。魏文帝曹丕（187—226）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由门阀士族代表出任州郡“中正”，中正根据家世、才德将辖区人才列为九品，上报朝廷，朝廷按品级任官。这是有利于门阀士族参政的制度，造成政治贵族化和权力分散的大势。

庄园经济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学术的干预弱化，而“山岳崩溃”式的社会离析，更令人“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尘露”，连一代雄才曹操（155—220）也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苍凉悲鸣，这相较于乐观进取的秦汉文化精神全然另成格调。随之而来的，便是经学与名教的衰颓。

经学在两汉享有“国宪”地位，士人“咸资经术”，然而，魏晋间“汉师拘虚迂阔之义，已为世人所厌”，“公卿士大夫罕通经业”^[3]。魏帝曹髦（241—260）巡视太学，以经学史上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反复诘难经师，令经师瞠目结舌。这与汉代帝王亲临太学讲经恰成反照。

与经学式微相联系的是名教危机。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礼教。它以儒家哲理化的伦理学说为内涵，以承继西周宗法礼制的程式化礼仪规则为形式。两汉是名教定型时期，其标志便是“三纲五常”的提出。名教的伦理规范和礼仪程式全然围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展开。然而，魏晋南北朝间社会动荡的风暴，使纲常名教受到空前强劲的冲击。(https://www.daowen.com)

“君臣父子，名教之本。”而恰在君臣、父子伦常问题上，魏晋间名教遇到严重挑战。

对“君为臣纲”提出责难的是“非君论”和“无君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210—263）所著《大人先生传》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东晋鲍敬言则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力主取消国君，建立“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社会。^[4]

“父为子纲”也遭到魏晋人非议。祢衡（173—198）曾与孔融（153—208）交谈：“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类言论在礼教盛行的汉代是不可想象的，出自孔子后裔参加的谈话更难设想。

士人的放达，是当时礼法废弛的原因和结果。《世说新语》记载其时名士“皆以任放为达”，追求感官刺激甚至散发裸身以饮；妇女也一反“妇德”，游山玩水，饮酒谈玄，“代子求官，为夫诉讼”^[5]。经学式微，名教危机，标志着儒学陷入困境，所谓“儒者之风益衰”，“为儒者盖寡”^[6]，代之而起的便是“玄风独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