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制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的紧密关系

周秦之际以降的地主制社会，始终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相为表里。下以中唐以后的段落加以说明。中唐以降，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普遍化，土地买卖频繁，所有权转移迅速，加之诸子平均析产，使财富一、二代后即行散离。北宋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这种情状：“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则家遂不存。”^[17]鉴于此，张载力倡“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18]程颐（1033—1107）认为士大夫均应立家庙、四时祭祖^[19]；南宋朱熹（1130—1200）也主张“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20]，意旨都在严格宗法制度。这些构想，除政治、伦理层面的考虑外，防范因土地私有、诸子析产导致家族财富流散，也是重要目的。可见，地主制需要借助宗法制的维系力量，这是巩固农耕经济及其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要求。(https://www.daowen.com)

地主—自耕农制的基础，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高度分散的、封闭的，需要一种统合机制，去实现某些大目标（如兴修水利、开辟道路交通、抵御异族入侵、维持社会秩序等等），于是君临一切的、强势的专制国家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广阔地基上巍然矗立。而专制君主政治则多把地主视作可靠的依凭阶层，秦汉两代均明令商人不得为官。又明令无资产者不能择补为吏^[21]，此即汉景帝所谓“有市籍不得官，无赀又不得官”^[22]。那么，什么人既有资产又非市籍经商者呢？当然只有地主。地主成为专制帝王选拔官吏的基本群体。隋唐以下实行科举制，虽无身份限制的明文规定，但能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又孜孜不倦追逐仕途的，主要也是那些有产而无市籍的地主子弟，“耕读传家”成为许多地主—自耕农家庭的自诩之语。当然，唐宋以下商人子弟渐入科举行列，读书晋仕者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