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日政制比较

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末期形成的专制王权虽日益张大，但始终受到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的制衡，那么，中国的专制皇帝却总领政治、军事、财经、文教大权，除冥冥上苍（天）、圣人的教言、祖宗传下的礼制成法以外，难有约束帝王的实际力量。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秦汉时相当强劲，唐宋便等而下之，明清更不成阵式，而皇权则与日俱增。当然，作为专制帝制产物的农民战争，可以推翻旧王朝，另建新王朝（谓之“易姓革命”），此为帝王的一大隐忧，故施行“仁德”以抚慰庶众、强化镇压机制以摄制庶众，成为专制皇权“霸王道杂之”^[33]的因由。故尔，被视作柔性的“德治”与被视作刚性的专制”貌似对立，实则相通，“德治主义，其实与专制主义具有表里的关系”，“最为有德的君主同时也是最具专制的君主”^[34]。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专制君主既掌政权，又兼控神权，“皇帝”的称号便意味着地上君主与上天主宰（至上神）的合一或同一，这与欧洲中世纪神权与王权分离的情形大不相同。欧洲帝王需要执掌神权的教会为之加冕，连蔑视教会的拿破仑一世（1769—1821）在称帝时也要举行教会加冕仪式（巴黎的卢浮宫悬挂着描绘此一场面的巨幅油画，笔者参观时，在此画前盘桓良久，拿破仑那种既轻视教会、又要利用教会的神态，在其脸部表情和身体姿势中隐约可见）。在欧洲列国，帝王得到神权的认可与护佑，是王权取得合法性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不然，皇帝高踞宗教之上，以至有皇帝册封宗教领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皇帝又往往被尊为至上神（宋徽宗称“道君”、慈禧太后称“老佛爷”之类）。

中国政权、神权一元化的君主专制，也与日本天皇掌神权而多不理庶政的情形颇相径庭。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里”（天皇）与“公仪”（幕府）两个中心，存在“二重组织”、“祭政二重主权”，所谓“天界信仰的支配者”与“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离的，由此形成“天皇不亲政传统”^[35]。日本天皇的皇宫称“云居”，宫中皇室称“云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务之意。当然，日本“天皇不亲政”也不能一概而论，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天皇有亲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执大权，曾“独自垄断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36]。但就总体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结构”，不同于中国合神权、政权为一体的专制帝制。

福泽谕吉曾这样比较中日两国政制：(https://www.daowen.com)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37]

福泽所说“中国是一个因素”，指“至尊”而又“至强”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切；“日本是两个因素”，指“至尊”而无实际政权的天皇与“至强”而无精神最高权威的幕府将军并列统治。这便是所谓“公·武”二重结构，“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体差异，便是专制君主制的一元结构与公武二元构造的对照。

秦汉以下，中国的王朝频繁更迭，但专制君主制却传承不辍，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38]，又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39]。这种“秦政”式的专制君主政制愈演愈烈。秦汉尚有“掌丞天子，助理万机”^[40]的丞相，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西汉以下朝廷也一直在寻求控制相权的办法，如西汉武帝建内朝以削减相权，东汉光武帝以尚书台取代“三公”之权，皆为此例。东汉、魏、晋、隋、唐，高门大族享有政治特权，州牧、方镇则各领封疆，实权在握，构成中央皇权之外的势力中心。至宋代，贵族制消弭，武人交权（所谓“杯酒释兵权”），地方权力被朝廷分割、直辖，终于实现了集权于朝廷。延及明清，更集权于帝王个人，自明太祖以降，废除丞相制，并相权入君权，六部直接受制于皇帝，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内阁大学士，也只有“票拟”权（建议），而无“批红”权（决策），在多数情形下不过是帝王的秘书。这都是明清君主集权达于极致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