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一北大西洋国家的海洋观

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自古即被称为“海上民族”^[1]，他们利用地中海提供的航运之便，纵横于南欧、西亚和北非。被马克思称作“卓越的商业民族”的两亚腓尼基人（在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早在三千年前，其商业及殖民活动便遍及地中海沿岸。地处巴尔干半岛南端及爱琴海群岛上的希腊人，从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迈锡尼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古典时代，以至公元前200年前后的希腊化时代，先后在地中海和黑海（时称“好客海”）沿岸广建商业基地和殖民城堡，到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时期，更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希腊化”的范围所及，东至印度边境，西至大不列颠岛，地中海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内湖”。这一事业的完成，与希腊人较充分地利用海洋的交通之便颇有干系。

时间进入近代，欧洲的航海业重心从地中海转到更为辽阔的大西洋。先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继而是荷兰人（被称之“海上马车夫”）、英国人，掌握了更复杂的航海手段，征服大西洋以至全球四大洋，率先走向世界。西方人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产业革命时期到现代新技术革命时期，愈益充分利用海洋，将资本繁衍、殖民扩张、商品及技术传播的范围伸抵海角天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2]。海洋，为近代工业文明提供了纵横驰骋、争雄比胜的领域。

争夺出海口、制海权，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大主题。原为内陆国的沙皇俄国走向近代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通向海洋的过程。彼得一世（1672—1725）作为俄国近代化之父，其重要实绩就是从瑞典人手里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他1703年在芬兰湾涅瓦河口的三角洲，建立起一座通往海洋的港口城市，1713年又把首都迁到这里，将其命名为圣彼得堡，俄国自此摆脱了内陆国的局限。以后，承继彼得事业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等又继续扩大对黑海、波罗的海海岸的占领，并向北开辟摩尔曼斯克港，取得通向大西洋的不冻口岸；向东掠取远东滨海地带，并一度侵占中国的大连湾，而且还力求取得波斯濒临印度洋的港口。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的勃勃雄心是：俄罗斯帝国不满足于做一个陆上强国，它还要角逐大洋，加入海洋民族行列，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德意志人和日本人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民族，也孜孜不倦地发展海洋事业，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角逐于大洋之上。(https://www.daowen.com)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正是秉承从古希腊人到近代西方人眷恋大海的传统，在《历史哲学》中对海洋发出由衷的赞叹：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3]

这熔哲理和诗情于一炉的文字，把海洋看作导向财富和新世界的通道。这是作为“海上民族”的西方人吟咏的一曲海洋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