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禁”及近代弛禁
秦、汉、唐、宋、元、明诸朝，中国的海洋事业并未落后于世界水平，然而，到明中叶以后则渐入颓势。这与明清两朝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采取闭关锁国的国策有关。明清两朝竞相厉行海禁、迁界政策，大大妨碍了海运（尤其是民间海运）的发展。而此间西方海洋事业突飞猛进，中国海洋事业明显地落伍了。
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200多年，明初，洪武四年（1371）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39]，拉开了海禁序幕，进而禁止近海人民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与外国贸易，违者照谋朝廷叛罪处斩，永乐年间官营海运大有发展，郑和下西洋为一时盛举，但民间海上外贸仍遭禁绝，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40]平头船无法远航。嘉靖年间，朝廷颁旨“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41]
明代压抑海运的苛政，其根本原因当然深藏于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之中，而直接缘故往往是朝廷企图以封闭海疆以防御外敌。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1682）指出：
永乐间，以渔人引倭为患，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后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嘉靖三十年后，倭患起，复禁革。[42]
清初康熙间，曾开放海禁，沿海商人一度“广置洋船，海上行走”。[43]但又受到封疆大吏的阻挠，如江苏巡抚张伯行诬上海商人张元隆结交海盗一案[44]，便是典型事例。
雍正以后，尤其是乾隆间，正式实行闭关政策，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并对民间海运横加干涉，“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45]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的海洋事业已大大落伍于世界步伐，当西方殖民者的炮舰驶抵国门之际，中国仍处于“茫茫大海，从无把握”[46]的可悲境地。
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1840—1914）在1890—1905年间撰写后来被称之“马汉海权论三部曲”：《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提出“海权”概念，强调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而清代中国忽视海权，这既是中国近代落伍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之一。近代中国一些先进的人们已意识到这一点。梁启超说：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47]
这是有了新的世界观念和进取精神的中国人抒发的海洋颂。梁氏还直接呼唤国人走向海洋，学习“海国民族”的开拓精神：
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48]
孙中山在中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现代化总体设计书《建国方略》中，规划了交通事业的发展计划，其中又尤其注重海运，“兹拟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于直隶湾（即渤海湾——引者）中”，“使与纽约等大”；在杭州湾建“计划港”，“作为中国中部一等海港，远胜上海也”；“以上海为东方大港”，“首先解决此泥沙问题，然后可视上海为能永成为一世界商港也”。“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49]此外，还为各海港与内地的陆路和河运联络作了周密设计，其意即在打破封闭，使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与列强争雄比胜。这正切中中国现代化的要害。
“海禁”在近代的突破，固然是中国人自身作出的一个历史选择，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东来，无疑也是迫使中国统治者放弃“海禁”的强大外力。“在英国的枪炮面前，满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以天朝为万古不朽的迷信破灭了；与文明世界的那种野蛮而密不通风的隔绝已被侵犯；互相交往的通路打开了”[50]。中国“海禁”的突破，标志着地理—人文环境的历史性转变，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注释】
[1]古埃及铭文称腓尼基人、希腊人为“海上民族”。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3]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之《历史的地理基础》。
[4]《诗经·小雅·大东》。
[5]《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国语·周语》。
[7]《史记·货殖列传》。
[8]《管子·海王》。
[9]《礼记·学记》。
[10]王之涣：《登鹳雀楼》。
[11]王之涣：《凉州词》。
[12]王维：《使至塞上》。
[13]《尚书·君奭》。
[14]《尚书·立政》。
[15]《诗经·商颂·长发》。
[16]《论语·公冶长》。
[17]《孟子·尽心上》。
[18]《论语·雍也》。
[19]《览海赋》，《艺文类聚》卷八。(https://www.daowen.com)
[20]《梦游天姥吟留别》，《李太白文集》卷十二。
[21]《鲸背吟集》，《四库全书》第1214册。
[22]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之《历史的地理基础》。
[23]《周易·系辞下》。
[24]《墨子·节用上》。
[25]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把近海、内海称“裨海”，把外洋称“大瀛海”。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6]韩愈：《送郑尚书序》，《昌黎先生全集》卷二十一。
[27]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28]参见范毓周：《殷人东渡美洲新证》，《寻根》2011年第2期。
[29]参见《汉书·地理志下》。
[30]费信：《星槎胜览自序》。
[31]《明史·郑和传》。
[32]《佛郎机传》，《殊域周咨录》卷九。
[33]《占度载序》，《武备志》卷二四〇。
[34]《明史·郑和传》。
[35]《古里》，《殊域周咨录》卷八。
[36]哥伦布1492年春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之命，携带致中国大汗的信件，从巴罗斯港起航，横渡大西洋，抵达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达·伽马1497年奉葡萄牙国王努艾尔之命，从里斯本出发，探求通达印度的新航路。
[3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科学历史摘要》。
[38]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39]《明太祖实录》卷七〇。
[40]《明成祖实录》卷二七。
[41]参见《明世宗实录》。
[4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
[43]《东华录》卷九十四，康熙五十三年十月。
[44]参见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一，《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卷二，《沥陈被诬始末疏》。
[45]《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46]《中西纪事》卷二三。
[47]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48]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六。
[49]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50]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